中国的文坛从来都不缺少“冤死者”，我指的是生前取得了莫大的成就，死后却始终享受着寂寞，像图书馆里被封存的文献一样，碰一碰就掉了页子，让人沾包。正如那个天才的李健吾，一个在小说、戏剧、散文、文学评论、法国文学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不朽功绩之人，直到公元1996年才有一位原来写小说后转到文学史研究的同乡为其写了一部近40万字《李健吾传》。不过比起冯沅君，李健吾还是幸运的，在比李健吾多寂寞了十年之后，她的第一本传记才同新版的《李健吾传》一起摆在中国的书店里，是与其夫陆侃如先生的合传，名字就叫《陆侃如和冯沅君》。

冯沅君原名冯恭兰后改为冯淑兰，生于1900年9月4日（司马长风在他的《中国新文学史》中说冯沅君出生于1902年是错误的，司马长风的书大体是很好的，只是在介绍作家的生卒年时错误甚多，竟将徐志摩出生年写为1895年）。其父是清光绪年间的进士，二哥便是大名鼎鼎的哲学家冯友兰，三哥冯景兰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质学的硕士，中国近代矿床学的奠基人。这样的家世加之过分的天赋，刚刚进入北京高等师范女子学校的冯沅君已经显示出了高于一般人的文学功底，难怪与她同样才华横溢的同班同学，后来成为中国著名作家的苏雪林也不得不承认“比不上那个家学渊源，胸罗万卷的冯沅君”。1922年，冯沅君考入了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研究生。在北大读书期间，冯沅君一不小心又成为了一名作家，一时间她署名“淦女士”的小说占据了《创造季刊》与《创造周报》的重要位置。其中最能代表她本人的性格与创作水准的是她写于1923年3月15日的短篇小说《旅行》。语言之大气，思想之深邃，洞察之敏锐使你绝想不到她是一位裹过脚的女性。1929年初，冯沅君与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的著名学者陆侃如结婚，1932年6月二人考取了法国巴黎大学文学院博士班，临行前胡适在自家设宴为二人送行，三年后冯沅君顺利获得了巴黎大学文学院博士学位，成为中国第一位获得巴黎大学博士学位的女性。此后她与丈夫陆侃如一起投身教育事业，先后在安徽大学、武汉大学、东北大学、山东大学等校任教授等职，1974年6月17日逝世于济南。

作为五四时期的重要作家的传记，通常情况下我是毫不犹豫就会买下来了，这次遇到冯沅君这样的才女更是不能例外，谁知买回家里一看便知钱花得冤枉了。不夸张的讲，这是一本考证极不详实，错误随处可见，论述简单，引文甚多已喧宾夺主的作品。纵然著作在《后记》中写道：“书中我大量地引用了陆侃如和冯沅君的原著原文，就是想让现在的人了解那个时代人的原始思想状况，以便对他们的所作所为做出符合时代特征的判断”。然而这些引文未免太让读者感到著作文字的苍白，相信换是谁也决不会为了读冯、陆二人的文章而买这本书的。一本不到20万字的书，引文占了一半左右，而错误占了另一半。在《陆侃如和冯沅君》一书第27至28页间，作者写到：“胡适当时在北京大学，不可能身兼二职，他推荐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到研究院任导师。曹云祥请来了赵元任和李济。梁启超又引进了陈寅恪”。关于这段历史，很多书籍均有记载，随便查手边的《胡适周围》（沈卫威著，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1版）第38页，照抄如下：“胡适向曹校长推荐了四位导师人选：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后因章太炎不就，而改聘陈寅恪（由吴宓推荐）”。查《吴宓自编年谱》（三联书店，1995年1版）188页，吴宓在日记中也写道：“1926年，由宓荐（指陈寅恪，笔者按），清华聘为国学研究院教授，月薪400圆，乃回国”。事实上梁启超与陈寅恪上任一事并无关系。而就在下一页，作者还错误地将两张插图注错，将赵元任说成了李济，陈寅恪说成了赵元任；再下一页又将梁启超与王国维的名字写反了。看来作者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些人与事缺乏必要的了解。

在《陆侃如和冯沅君》一书中，关于文人的生平时间错误甚多，近乎到了混乱的程度。书后的《陆侃如、冯沅君年表》上写得清楚，“1903年11月26日，陆侃如先生生于江苏海门县三阳（镇）普新村”，而书中19页却赫然印着“冯沅君的丈夫陆侃如（1900—1978）先生”。笔者更希望这是一次笔误，但在中38页至50页之间的约十处与陆侃如年龄有关的记载却均出现了这种“笔误”。在一本书中，记录传主的年龄时出现十次以上的错误，这是笔者此前所不曾遇见的。书中，年份记错了的不指陆侃如一人，苏雪林是1918年入北京高等师范女子学校旁听的，书中83页将这个日子延后了近一年；同书92页，“1992年，95岁高龄的苏雪林致信住在上海的著名编辑家赵清阁”，生于1899年的苏雪林1992年时怎么会是95岁？此外，《陆侃如和冯沅君》一书中的主观臆断过多，冯沅君1922年夏已在北京高等师范女子学校毕业，而许广平则是在1923年进入该校，二人不可能成为同学；在有胡适、赵景深等人参加的婚礼上，本与主人不相熟的鲁迅会参加二人的婚礼吗？或许这些只是作者的一相情愿而已。

无论从情节的叙述还是对史料的考证，《陆侃如和冯沅君》一书都难说是一本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上层之作。然而，这本书确实做到了抛砖引玉之事，它告诉了后人在中国的新文学史上还有过冯沅君和陆侃如这样的人，若是今后再有人为此二人做传也不必尴尬地说“没有看到一部较为完整的反映两位先生或学术或生平的书”了。

（《陆侃如和冯沅君》，许志杰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5月第一版）

附：本文发表在2006年8月16日出版的《中华读书报》上发表时名为《寂寞先贤这样浮出水面——质疑<陆侃如与冯沅君>》

著名青年评论家张清华论非非主义

在“文本”与“人本”之间

——关于《非非》的一个简单轮廓

终于说到了“非非”。和它比较起来，一切似乎都变得有些微不足道了。

这应该是一个“谜”：在八十年代的后期，即便是在中国理论界的“前沿地带”，关于“解构主义”的知识也还是相当陌生的，更遑论成为一种哲学与诗学的思想和实践了。然而奇迹就这样发生了，非非主义的诗人们构造出了复杂深奥、庞大宏伟、而且充满了“语言/文化的双重乌托邦”色彩的，具有着“玄学”意味的解构主义的诗学理论。我想，这除了表明诗歌比哲学和其他理论更靠近“思”与“在”的本质之外，很难有别的解释。这就决定了非非在当代中国诗歌实践与诗学理论方面的地位——可以说，在当代众多的诗歌群落与流派中，没有哪一个在诗学建树的深度、复杂和影响的深远方面，可以与它相提并论。

“非非”的名字可以说是一个绝妙的发现，它有点像上个世纪初欧洲的“达达（dada）”，达达是一个无意义的音节，而这样一个名字恰好暗合了这个诗派反对传统文明与价值的特征。“非非”作为一个汉语词汇，在字面上显示为一个可以任意颠倒反正关系的词组。这也就很意味深长地表明了它的“现代性精神”。无疑，它的首要意义是否定的——按照字面的意义，即是“要否定那些应该否定的东西”，所以乃有“前文化”之说。世界和历史业已“被文化化”了，那么要想使人类的认识与表达重新返回或者抵达“原始的真实”，就成了一个严重的哲学认识论问题。而对语言的怀疑和改造，对词语的“能指”之外所引申出来的一大堆“文化含义”、“象征隐喻”等等积淀的刻意剔除，就成为非非写作的起点和原则。但这样一来，问题又出来了，“前文化状态”的语言，不过是个乌托邦而已，写作者再有自觉，也很难完全剔除语言与文化中沉淀下来的集体无意识与个体无意识，所以在1986年的“现代主义诗歌群体大展”中，非非诗人的所谓“三还原”（感觉还原、意识还原、语言还原）、“三逃避”（逃避知识、逃避思想、逃避意义）、“三超越”（超越逻辑、超越理性、超越语法）的说法，也就仅具有有限的“自我提示”意义，而很难变成一种写作实践了。

上述简单粗暴的解释很容易会招致非议，在这里，我确无力廓清非非诗学的庞大理论体系，我想说的是，非非主义问世的意义在于，它真正促使了中国诗人的“语言本体意识”的觉醒。虽然是从语言的层面入手，但试图解决的问题，则是文化，是认识论，是“存在”意义上的追问与置疑，是诗学的真正自觉和专业化的确立。所以我认为，非非在一开始其理论意义就大于实践意义，其诗学的“普遍启示意义”就大于“具体操作意义”。如果不从这方面来认识非非，那就是误解和舍本求末。

这也就在内在逻辑上注定了非非在90年代的转向——由“语言/文本”立场的写作，转向“启蒙/人本”立场的写作。仅把这种转变归因于外部环境的变化是不够的，西方的结构/后结构主义运动的实质，也是从语言指向文化，甚至政治，德里达所反对的一切“关于存在的形而上学”的词语，矛头无不是指向等级、中心与专制的基础。因此非非主义的转变是很自然的事情。周伦佑在1992年提出的“红色写作”的主张，其意义我认为也正在这里，它不仅是对非非前期思想的反思超越，同时也是一种延续和继承。在反对新语境下的个人主义、蒙昧主义和缺乏现实及物性的“白色写作”方面，敏感的非非诗人又作出了新的贡献。它有效的推动了90年代中国诗歌中人本主义和启蒙主义思潮的自觉。

由“方法”回到“内容”，可以说是1992年《非非》复刊号的标志性特征。同时，随着这一转变，非非流派也变出了一个开放的群体，1992年1993年的两期《非非》，可以说集中了这年代里最优秀的诗人和作品，“非非主义”也因此而获得了新的含义。进入世纪之交，非非诗人又进一步分化，这大概和诗歌界的整体的分化变动有关系。我个人认为，也许有“第三个阶段”的非非，因为在2001年以来出版的三卷《非非》中，既可以看到新的作者群体，又可以觉察到他们的诗歌观念的某种融合和“回归”：在周伦佑的长诗《变形蛋》中，玄学思想与人文主题、语言本题与启蒙内核的结合，成为明显的特点。这一点从本期所刊的作品中也不难看得出。我想“继续非非”的含义，大约也应是在这里吧。

——原载《上海文学》2005年4月号。

我珍藏的一本书：棠棣版《红楼梦研究》

■陈浩然     新中国成立后，著名学者文怀沙在文化部工作。有一天，他的好友俞平伯造访，向他借钱。因为俞平伯的父亲去世了，没有钱办丧事。然而，文怀沙是从解放区来的干部，供给制，没有钱可借。文为俞想办法，向与自己关系好的上海棠棣书店（私营）的老板借200万元（旧币）交给俞平伯。丧事办了，但钱却一时还不起，俞平伯犯了愁。文怀沙说：你把你的稿子拿出来，不就有了钱吗？文怀沙正在编一套《中国古典文学丛刊》，试图用新的观点来整理中国古典文学。俞平伯研究《红楼梦》早就有点名气。只要拿出稿子来就可预支稿费。俞平伯很高兴，把旧稿《红楼梦辨》增补几番，交棠棣出版社于1952年9月出版。书名为《红楼梦研究》。书销得很好，俞平伯颇受广大读者注意。俞接着又写了《红楼梦简论》一文。     1962年，我在长沙蔡锷北路一家古旧书店掏得《红楼梦研究》一本。其时，我正在湖南师院中文系学习，老师在讲台上批判俞平伯和他的《红楼梦研究》。我就将这本书当“奇书”悄悄藏起来。文革中，此书幸免于难，完好保存至今。     改革开放后，是否出版了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我不得而知，但我珍藏的棠棣出版社出版的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到如今却是难得一见的书林珍品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俞平伯复出，到香港讲学，所到之处，倍受欢迎。一场讲演下来，掌声如雷。据传，一位美国青年愿以1万美元求购俞平伯手头仅存的一册棠棣版《红楼梦研究》。俞平伯莞尔一笑，签名相赠，不收分文。一代学者风范，佳话长存。     ——湖南日报

真是辛苦了,可惜多为无用之功.

先说您的两个明显问题,确实是陈汉章,陈虽不是太炎弟子,却为俞曲圆的门徒;刘师培曾也与太炎交往过密,算为太炎一派与观点并不矛盾,季刚拜刘师培为师是实,可显然与您的本意无关，甚至您的两次年龄提出的语境就有矛盾.

第二个问题更有意思,显然您是没看少一书的周作人生平,上面写的是生于1884,是按照旧年记的,这在现代文学上的很多人身上都会有发生.您可以查2000年前的徐志摩生日,十有八九是1896,若都当个事来说，可有您忙的了.

二新潮与新青年的比较不是一句话能说清楚的,您确实不该较真.

三傅后来成了五四运动的总指挥人,并代理过北京大学校长，词并算大.

四是不能轻率定义,您也不该对韩的研究轻率定义.

五“不可依仗”就是从请来了胡适.

六很显然韩石山要说的就是这种关系.

七回帖很有艺术,可惜内容很随意.

八你怎么说韩的论断不是出于真心而是此地无银是因为作者名字的问题

九论证过后很自然的一句评论会引起您的大质疑,呵呵

十周虽出于太炎门下，但与胡适的关系一直很好,倒是与他的哥哥兼同门鲁迅关系很糟.

十一据您的理论，一切新文学的研究可以停止了.

十二从历史事实上也完全并非如此一下子您又成了权威的史家，您可以参考一下鲁迅先生的论敌们,他们站在那里,鲁迅站在那里也就有一个参照了.

十三至于《我那遥远的清平湾》,你读了这个名字感觉不好么不过评论文章韩可没把名字当论点.前面的评论大概是谢泳先生写的.

附:朱玄的回帖

以下是引用朱弦在2006-4-28 83146的发言：

云的南方：以上这段文字是您写的吗？

要说到韩石山先生的“历史专业”，且请看我以前在真名网的一个跟贴：

一、两处非常明显的错误：

1、“这样一来，入本科后傅斯年又交了好运，很快便成为刘师培、黄侃、刘汉章这些太炎弟子的得意门生，”——查章门弟子中无“刘汉章”，似应为“陈汉章”。但陈先生（1864—1938）比章先生（1869-1936）年纪还大，又岂能列其门墙？至于刘师培大先生，在经学方面当时与章先生一时瑜亮（后来黄侃先生拜仅比自己一岁的刘师培为师），什么时候成了“太炎子弟”？

2、“　文本科教授兼国文门研究所教员 周作人 三十五 浙江绍兴 留日”——周作人的年龄明显不对（生于1885年，至1918年为33岁）。

不知是手植（现在应该都是电脑排版了吧？）之误，还是韩石山先生自己的错误？

 二、“以后文学革命的旗帜，因得孟真而大张。”——诚然，学生辈的《新潮》在新文化运动里起了一些重要作用，但是与老师们的《新青年》的影响还是无法比拟的。这类酬唱回忆的文字，有些是不必较真的。

三、“傅斯年的转变，其意义在于，肇始了太炎门生在北京大学地位的衰落，开启了北大学术史上的一个新纪元，那就是留学英美的一批自由主义学者，终将成为北京大学真正的主宰。”——此正所谓“一不留神”就“开启了……一个新纪元”，真能整“大词”。这也正是前面韩石山先生所谓“见微知著”的“史家眼力”，佩服。

四、“而这批自由主义学者，和太炎门生的抗争，也必然会越来越激烈，其中有学术理念的不同，也有政治见解的歧义，有私人间的意气用事，也有莫名其妙的人事纠纷。”——又来了。这所谓的“两派”之间的“抗争”，历史上真的如韩先生煞有介事般的“定义”而确实存在吗？不错，是“有学术理念的不同”，也“有私人间的意气用事，也有莫名其妙的人事纠纷”，甚至在政治见解上也有歧异，但是终究不存在“派别”之间的对立吧？遑论什么“抗争”。远的不说，以前些年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比较，“这批自由主义学者，和太炎门生的抗争”实在是难落痕迹，不能率而定义吧？

五、“随着归国的英美留学生的增多，蔡元培也看出了太炎门生的不可依仗，遂于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五日任命胡适为北大教务长，可说是正式开启了英美留学生风光的时期。”——“不可依仗”的依据在哪里？蔡元培先生又何以看出？总的来点证据吧？下面的“遂于”，仿佛暗示有因果关系似的，引进新锐就说明旧人“不可依仗”，因此暗含“取而代之”的意思？滑稽。

六、“直到一九二四年女师大风潮之后，太炎门生的势力才衰微下去，逐渐为欧美留学生所取代，成为北大学术力量的中坚。从此之后，北京大学才走上了现代大学的途程。”——这些判定的话同样来的没有根由，站不住脚。仿佛“太炎门生的势力才衰微下去”与“北京大学才走上了现代大学的途程”不仅有着时间上的承袭，而且简直有着必然的因果逻辑关系了。

七、“正是为了在陈独秀去职之后，能在北大站住脚跟。若不是他表现得这么优秀，真说不定下一个被驱逐的便是安徽籍的胡适了。”——“莫须有”竟也杀岳武穆，“真说不定”悍然成罪名。

八、“这样，就把新文化运动初期，留学欧美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早期留学东洋归来的太炎门生合作的一面，不睦的一面，最终导致破裂的原因也说清楚了。综合两个方面，也就可以大致弄明白，为什么在五四运动中他们是并肩战斗的战友，“五四”之后没有几年，就起了纷争，最终分道扬镳。”——“说清楚”了吗？照此阅读，不过是“某籍某系”的人嫉妒心太强而已。但即便这样，下面的“分道扬镳”就能够“大致弄明白”了吗？上面说什么“有人或许会说，这些太炎门生也太霸道了，品质上也太差了。不能这么说。时代的更递，旧与新的不睦，本是历史的必然，不是谁的品质好，谁的品质不好所能改变得了的。”，何必此地无银呢？

九、“对新派人物取怎样一种态度，也就不难想见了。”——此正所谓“妙处难与君说”的意味。怎么样，“亲不亲，阶级（老乡）分”，这么一句摸棱两可却暗通款曲的话，虽非明言，罪名倒是判定一清二楚了，好一等的“刀笔吏”文章。

十、引周作人论蔡元培校长的一段话，不过是素有怪癖的黄侃（与辜鸿铭、林损类似）的调侃，但在引者笔下，就成了“旧派对新派的攻击”了。下文又明明写道：“周作人的书，写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对胡适的态度不能不受时局的影响，他本人是太炎门生，笔下不会不有所倚侧。”，这里却偏偏直为我用，怎么就不需要辨别了？

十一、“　　黄侃的心态就是鲁迅的心态，刘半农的处境就是鲁迅的处境，还没有进入北大，鲁迅的心态和处境，已大致确定了。这是我们事后的分析，当时鲁迅怕是懵然不知的。”——好啊，甲就是乙，乙就是丙，自然就“大致确定”了。这“大致”到底是怎样“确定”的？恐怕只有笔者自己知道吧。至于当事人鲁迅，当然是身在庐山了。

十二、最后，“从一九一八年四月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起，到一九二四年，也就是新文化运动的前期，鲁迅可说是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此后，因为”——来了个“谥语”。难道“与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人物一个一个接连闹翻”，就与“对新文化运动也就取一种疏离、厌恶乃至敌视的态度了”之间存在一种必然的逻辑关系吗？从逻辑事实上讲既不必然，从历史事实上也完全并非如此。终鲁迅先生一生，对于新文化运动，对于“五四”精神，都是在念兹在兹，不忘传承发扬的，何言“疏离、厌恶乃至敌视的态度”？

总之，略观此书，果然有些史料价值，但笔者的“史识”，却不能不让人叹息，倒是作者深文周纳的功力，率尔操觚的勇气，实足为我佩服。

又想起韩石山先生评史铁生的《我那遥远的清平湾》说，不管史的这篇小说如何，仅是那抒情的题名就让人不敢恭维，那哪里是写受难之地，分明是远方姥姥的家嘛（见余世存《非常道》）。可发一噱。

这本书在书店了看见过，翻了一下，叹了口气，终究还是放下了。

夏志清在本期《万象》上谈张爱玲的《同学少年都不贱》，说“不论其艺术成就之高低，把《同学少年都不贱》当成作者中学时代的生活实录来看，该是非常有意义的”，我深以为是。找书出来重读了一遍，我更觉得这篇小说的自传意味之强（曾被家中关禁闭逼婚，与姨妈同住，因和高丽浪人相爱而被流言污为交际花都与作者经历相似），到了呼之欲出的地步。

《同学》是对往事的回忆和一种不带夹缠的审视，是张爱玲对她与她那一代、同一阶层女人的感情生活的一个见证。可以拿来与之做比较的旧作只有《相见欢》——荀太太对应恩娟，伍太太对应赵珏。其实《同学少年都不贱》几乎就是改版《相见欢》，只除了后者的自传性因素。张自己说过伍太太确有其人，而赵珏却极象是她自己的化身，不过这更证明了那一代中产出身的女人许多都是这样，张也没有出乎其外。

张爱玲书里的女人一生念叨的是男人，她自己更关注的还是女人的命运。她的早年恨事已是有天才的女孩结了婚。到了晚年，远离了出名要趁早的辰光，她才把天才问题放到一边，认真打量起自己/同时代女人的感情生活来。《同学》延续了《相间欢》中的主题，以更平淡也更大胆的笔触，书写女人对婚姻的态度和对同性的微妙情愫。其中涉及到上一代女人中一个看来比较普遍的现象：女性之间的暧昧关系。《相间欢》中伍太太对荀太太那种浪漫的恋慕还较为含蓄，《同学》则毫不讳言主人公学校里“同性恋的风气”之盛。

《同学》中讨论的同性感情，严格来说不能算同性恋。女人之间的感情向来微妙复杂，是与不是都不太容易澄清。翻版张爱玲——赵珏狂热地喜欢过一个旗人女生赫素容。她的好友恩娟则对芷琪一片痴心，许多年过去也没忘情。夏志清说赵珏的单恋应该是作者亲身经历的一段改写，可是多年后回望这段感情经历，张的态度简单明了：“与男子恋爱过了才冲洗得干干净净，一点痕迹都不留”。过去那段精神恋爱里头有没有过性幻想？至少对身体这个躯壳作者丝毫不曾忽视，以至夏文说“唯一让我感到惊奇的，乃是她审视女性的前胸时，如此的严厉而不留情面”。其实何止前胸，她甚至嘲笑主人公“像她这样如果恋爱的话，只能是纯粹心灵的结合，倒这样重视形体？”

夏文中提到赵珏与赫素容的绝交，“显得人太厉害，太辣手”了。原因是赵珏一旦察觉到赫在利用自己，便将对方移送到交往对象的黑名单上，永不录用。这和赵珏与恩娟的断情颇有些异曲同工。恩娟对赵珏接连说了三次谎话，“赵珏觉得（恩娟‘心里也有数’），她们的友谊已尽，以后不会再见面了”。可惜夏说“这个断情的大题目，容我以后有机会再畅谈”。文章嘎然而止，读来叫人大呼不过瘾。我只好强作解人，发表一点自己的感想。

先是赵珏信中说家里有两居室，恩娟来时她解释她刚换到这个单间，恩娟半信半疑，不置可否。赵珏的反应是“又急又气”；然后赵珏说自己可以乘飞机去看望恩娟，恩娟依旧半当笑话听。此时她不再惊讶，只是一边转移话题，一边为自己的清白辩护。恩娟也不过是听听罢了。谈话至此，已是一步一个陷阱，友情不是玫瑰园，处处只见荆棘；最后赵珏听说恩娟的父亲文革惨死，劝慰不但没有成功，反而被对方怀疑她言不由衷。

“这是第三次不信她的话，不知道为什么这次特别刺心”。

赵珏三次识破谎话，很难让人不感慨万分。她和恩娟年轻时因为因缘际会成为极好的朋友，可惜这种学生气的情感，随着两人各自的追求不同、经历迥异，差距之大可以以光年计算，早就注定了分裂的结局。只是这样的分手方式未免太叫人寒心。赵珏的冷静与对人的提防想必不是单只对恩娟施展。她向来独立而生活又颇颠簸，后来孤身一人，生活清苦，保护自己与防人的心必然更重。世态炎凉既是实情，也可以说是境由心生。至于恩娟，作为被打量的一方，她注定是不堪的。她较赵珏晚熟，早年就不太能了解朋友的心思，也不很看重感情，她的婚姻显然出自实用和功利。年轻时天真烂漫，她和赵珏还能有女学生式的友爱，发达之后她变得势利而更加看重实际，早已把学生时代的朋友抛在了脑后。她有一点象《傲慢与偏见》里女主角伊丽莎白的好朋友夏绿蒂小姐，把结婚当事业经营，丈夫是长期饭票。不过张爱玲对她的态度远不如简.奥斯汀对夏绿蒂宽容，她的脾性也没有夏绿蒂温和而善解人意，这既不是张爱玲天性刻薄，也不是境界问题，实在两个作者的经历和时代的差别都太大了，她们的信念与价值取向必然两样。何况奥斯汀的喜剧再活泼愉快，也得有伊丽莎白嫁给一个富有的贵族丈夫做衬底。

从他人的回忆文章来看，张爱玲不但教养极好，为人也有柔和轻快的一面。早熟之人永葆童心，看上去矛盾，却似乎又极普遍。她保持着一种后青春期的状态和风度。对一般人她都是客气而有距离。但我相信她也不只有孤僻的一面，也还未曾遗传父亲的阴沉与母亲的急噪。她骨子里大概是，强悍而又柔和的。

恩娟对赵珏接二连三的谎话，是书中相当紧要，不容错过的一幕。不看这一段重逢，我们还难以更深刻地体会到张爱玲识人认人的本事——她小说里对人性不留情面的剖析向来尖锐，然而《同学》因为有自传嫌疑，读来更有惊耸的效果。我读赵珏在不动声色中识人的细致与锐利，仿佛目睹张本人那种骇人的洞察力与敏锐程度，既佩服又心惊。赵珏在昔日好友面前和气友善，在这种处处小心的林黛玉式作风之余，她更不忘观察对方的举止言行，判断其后隐藏的心思。在她的其他小说中，她从不过高估计人性，但也很少看低他人。但这是张对待“大众”的态度，这方面她比较容易做到一视同仁，清明智慧。《同学》因为谈及对朋友的感情，私底下的态度要严苛与“辣手”得多。

赵珏对恩娟的判断与伍太太对荀太太的看法相似：一辈子没有恋爱过。所以恩娟学生时期对同性的单恋维持了一生。这里有两人价值观念中最大的分歧。本来，我们从一个人对待婚姻的态度上最能看出她在感情方面的价值取向。这方面赵珏与张爱玲一样，显示了她颇真性情与可爱的一面。也有更多人出于主观或客观原因，选择了相反的道路。张爱玲当然不是想从道德上判断这种取舍的高下，但是这另一种人感情上的出口，也就相当有限了——有机会做红玫瑰的女人毕竟不多。那一代女人从婚姻那里得不到爱情，行为上又受社会舆论所限，不大可能出轨，竟将学生时期对同性那种有点罗曼蒂克的好感维持了一生。《相间欢》里伍太太对荀太太是“说着眼圈一红”。而恩娟对芷琪的不能忘情，是“说着几乎泪下”，令赵珏感到莫大的震动。

从《同学》里我们可以看出张爱玲为人处世的部分作风。过去看过太多文学青年与张的会面记录，有些憨直朴拙，有些温柔可爱，更多的是雾里看花，越看越扑朔迷离。实则这种看张法，很容易令张迷们走进死胡同，真当张爱玲是广寒宫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张爱玲孤绝是真，说她已毫无感情牵连，倒也未必全对。看多了这一类亦师亦友，同时又不咸不淡的交往，我更感兴趣的就是《同学少年都不贱》的原型，这类人与张交情如何？她们眼中的张（从青年到老年）又是何等样面目？无论如何烟火气必然更足些。夏志清建议传记作者去华府寻人，不过很可能其人早已不在人世。

***亲情篇***

作为一个高度敏感的女人，张爱玲不是没有感情，相反她对感情的需索程度相当高也相当挑剔。这从赵珏对恩娟的态度上就可以看出。也是因为这样，她更难得到满足。张的一生中也不是没有爱与被爱过，但这无法抵消她自童年起受过的太多伤害。感情对她来说从来都是奢侈品。对一个如张这样自闭的人而言，两次婚姻几乎是她获得情感上满足的唯一途径。胡兰成不必说，从她与赖雅的书信上看，她与赖雅感情也很深厚。她在情感上最大的缺失（不是伤害），很可能还是来自女人。

张和姑姑感情很好，炎樱也是她私交甚笃的女友。但这些都不能弥补母爱的缺失。在她弟弟张子静看来，母亲、姑姑和她三人都是勇敢与旧式家庭决裂，获得新生的新女性。但她母亲的一生风雨飘摇，岌岌不可自保，加上天性淡漠，根本难以给孩子以更体贴的爱与关怀。张对母亲感情上的渴盼极深，失望也极大。但我们似乎很容易忘记，处境更可悲的其实是她弟弟。姑姑是“轻性知识分子”，为人可能比较爽直。炎樱既热情而又精灵古怪，从这样的长辈或女友处她可以获得极大程度的放松，但不是温柔的体贴与爱。张对她们，很多时候欣赏多过柔情。所以赵珏对朋友辣手，而张对人淡漠。她待人客气到极致，对过去的爱人也不过是那样，汇钱不是因为余情，只是道义。礼貌之外是无边的疏离。

从张与亲友的交往来看，只有她对弟弟的态度，是我读来有些“刺心”的。

夏志清曾把简.奥斯汀拿来和张爱玲做比较，从作品之外的角度看，她们最大的差异就在和家人的关系上。奥斯汀的生活也未必完美，她和父母的关系从她小说中就可略推想一二——她的故事里从来没有称职的父母，只有各式各样自私或粗心的活宝大人们。然而奥斯汀与兄弟姐妹（尤其是姐姐）之间的感情却热络亲密。张子静是张爱玲的死穴，他写《我的姊姊张爱玲》看了叫人难过之极。一次又一次的碰壁，一次又一次的希望与失望。老实甚至懦弱的张子静，对张爱玲的那份期待从未获得过满足。张爱玲对他不是没有爱，但哀莫大于心死，甚至爱之深，恨之切，她对弟弟和对过去那个家的感情已被早年生活一点一点折磨殆尽。她固然无须为弟弟的性情与生活态度负责，但她对这个事事不如自己的弟弟在感情上的吝于表达，不免让人感到难受。

张对弟弟的这种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张子静的性别。童年时她因为身体与天资都优于弟弟，性情既活泼又积极向上，也因为自幼敏感，很早就以竞争者和强者的姿态出现在弟弟面前。虽然对于弟弟后来的不求上进，她曾在文章中表达过令人揪心的沉痛，和怒其不争。但她表面上也不过是淡漠。后来她与家中决裂，而弟弟仍旧留在、也不得不留在父亲家里，她潜意识中也许与他距离更加遥远。有次张子静去姑母那里看她，聊得晚了些，姑母就以他事先没通知，她没准备他的晚饭为由将他请回。张子静解释说这多半因为在姑母心目中，他和父亲是一个阵营里的——都是或即将是没出息而对女人、亲人耍狠的败家子。张对异性，包括弟弟的这种不信任的态度与姑母如出一辙。这种轻微的异性接触障碍，除了因为她是女性，天生对那个时代女生的遭遇敏感，也是因为看过了太多不可靠的男子的例子。她自己的父亲就是绝好的反面教材。她母亲作为浪漫勇敢的新女性，因为深受没有学历之苦，一向着急她的学业，却从未对弟弟的功课投注应有的关心，也是因为他是男子，想必会得到应得的教育。讽刺的是，张父对张子静从学业、工作到婚姻大事一概都漠不关心，晚年甚至从儿子那里骗取公款吸鸦片。张子静是背负着父亲的活尸一块沉沦。结果张爱玲反而比弟弟幸运得多。

我们都不是天使。张爱玲在家中遭受父亲毒打、禁闭，后来病得要死，父亲也不肯救她的那段日子里，天使在哪里？赵珏和恩娟当年再亲密，后来也不过变成这样。张爱玲晚年遭受虫患四处搬迁，她写信时解释她已无暇应付人情世故，这是真话，但有所保留。从失去，到获得，“然后时间加速，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繁弦急管转入急管哀弦，急景凋年已经遥遥在望”，最后无欲无求，人与物通统成为身外事。《同学》末尾处，赵珏庆幸“我还活着，即使不过是洗碗”，虽然是“最原始的安慰”。也许张也这么想过。同样大隐隐于市，她不是钱锺书式的隐士作风。隐士还有亲友，她几乎进化到风不动，旗也不动，白茫茫一片真干净。这是一般修炼之人的理想境界，可惜太冷了。世事永无完美。

作者: 于保政

章锡琛不露声色地告诉林汉达：“你应去找作者林语堂，因为这封信是出自他的主张。只要林语堂同意和解，我和开明书店都不会有什么问题。”为表示好意，章还专门写了一张条子。

心情放松的林汉达又急匆匆地去拜访林语堂。林一连去了三次，前两次没见着，只好留下一张名片，并在名片后面写下了几句话，表示“两次拜访，均未得晤面，甚为遗憾；那个课本，你认为哪几处应该修改，请告诉我，鄙人愿意接受并完全遵照执行。”

这一次，林汉达犯了和范云六同样的错误。林语堂立刻把那张名片送给章锡琛，这些留言也成为世界书局理亏的另一个证据。

当林语堂终于接见林汉达时，林汉达错把仅比自己大 5 岁的林语堂当作了“老前辈”，向他虚心请教，说自己对编教科书毫无经验，难免会出纰漏，如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请他指正等等。不料，这些虚心请教的话，以后也被林语堂拿来当作攻讦的话柄。

此后，章锡琛和林语堂经过一番商量，决定以他们手中已掌握的证据，公开向世界书局发动进攻。

世界书局先发制人告诽谤

开明书店迅速将范云六的信件与林汉达的留言以及林汉达与章锡琛、林语堂的谈话内容制作成照相锌板，编写了一则大幅广告，以《世界书局标准英语读本抄袭冒效开明英文读本之铁证》作为标题，在上海各大报刊的醒目位置刊登出来。

面对开明书店强大的宣传压力，世界书局毫不退缩。沈知方决定“先下手为强”，一面请律师对遍登各报的开明书店广告宣传予以批驳，一面率先启动法律程序，向租界法院对开明书店提起诽谤罪的刑事诉讼。

为确保诉讼获胜，世界书局不惜以 3000 两银子的天价，重金聘请郑毓秀为自己一方的辩护律师。

世界书局高价聘请郑毓秀出马，并不只是看中她时为上海法学院院长的身份，而是这位女律师与操纵上海法官任免权的国民政府司法部部长王宠惠有着特殊而密切的关系。当时司法界曾流传这样一种说法：凡是郑毓秀经办的案件，只许胜诉，不许败诉。

第一次审理时，刚刚开庭差不多就已胜负立判。因承办法官一味偏袒原告，被告开明书店的律师袁希濂几乎连申辩的机会都没有。一审下来，袁希濂气得浑身直发抖，见到章锡琛便把皮包向桌上一扔，愤然说道：毫无把握，敬谢不敏！打了退堂鼓。

章锡琛着急得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但在关键时刻，他依然保持了清醒头脑。一方面，他继续在报刊上登载广告，加大宣传攻势，并与世界书局往复辩驳；另一方面，他准备越过上海司法当局，向审定所有教科书的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求助。

同时，林语堂也被深深地卷了进去。在章锡琛的指示下，他将两个读本反复比较，把形式、内容类似或相同的页面撕下来粘贴在一起逐条列举、说明林汉达剽窃的铁证、指控世界书局确有严重的侵权行为。

随后章锡琛便把这些足以证明“世界”对“开明”抄袭、冒效的材料送交南京的教育部，请求其详加鉴定，保障林语堂的著作权和开明书店的版权利益。

“教育部批示抄袭说成立”

那时候，林汉达所编的英语读本正处于由世界书局送请教育部审查的阶段，教育部里那些实际做审查工作的人，大多都认为《标准英语读本》确实比《开明英文读本》编得好。但当时林语堂已有一定名气，又是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的亲信。所以教育部编审处对林语堂的要求自然不会掉以轻心。加上两书店都是名气较大的出版商，此事又早闹得满城风雨，故教育部编审处非常慎重。

为此，时任教育部长的蒋梦麟频繁召开专门会议，反复讨论处理办法与方案。最终批准了开明的请求。蒋梦麟亲发批词，断定《标准英语读本》确有抄袭、冒效《开明英文读本》的地方，不予审定，并禁止发行。

这个批词寄到开明书店时，正是上海租界法院开庭宣判的前一天。书店上下均乐不可支，章锡琛更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欣喜若狂。当晚，开明书店马上将“世界书局英文教科书被教育部禁止发行”的这份部批文件，连夜制成照相锌版，做成大幅广告，迅速送各大报刊登出。

第二天广告发出之时，正好是法院开庭判决之日。法官本已拟好了判决书，准备判定开明书店诬枉世界书局抄袭冒效。然而，当法官在开庭前忽然看到了开明书店登出的广告时，不由大吃一惊，尴尬万分，立刻手忙脚乱地改写判决书。

但是，判决书的内容却仍然说，开明书店以前所登的广告有侮辱林汉达之处，故应按诽谤罪判罚款 30 元。

开明书店对这个判决当然不服，当即向法院声明要提起上诉，并继续以教育部批文为后盾，在全国各地报纸上大规模地刊登“开明英文读本何故被人抄袭冒效”的广告。

这样一来，那些已采用《标准英语读本》的学校，纷纷向世界书局退书。世界书局的根基因此被开明书店摧毁。被逼无路的世界书局经理沈知方，不得不通过教育部常务次长刘大白出来调解。

最后的结果是：世界书局同意赔偿开明书店的损失，并把《标准英语读本》的纸型送交开明销毁；开明书店则同意不再登报攻讦世界书局。

争论过后，世界书局与开明书店的力量此消彼长，出版局面焕然一新。

林汉达遇挫不折，从逆境中奋发并写出了著名的历史通俗读本《上下五千年》、《东周列国故事新编》以及《向传统教育挑战》等著作。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发生在“世界书局”与“开明书店”之间的版权纠纷，曾轰动整个中国出版界并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堪称同类案件中较著名的一例。因原告涉及著名的洋博士林语堂，相对目前闹得厉害的国内外几起学术抄袭腐败等事件， 70 年前的名人抄袭公案的解读变得颇有意义……

为生财盯上教科书

教科书是图书出版业销量巨大、利润丰厚的重要品种。出版商一般都不肯让教科书的编著者抽取版税，但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却曾有过一次例外、那就是周越热编的《模范英文读本》一书。

随着《模范英文读本》的销售量不断攀升，拿到了数十万元版税的周越热由穷书生摇身一变而为富家翁，建起了花园洋房，购置了大量古书，过起了优哉游哉的闲适生活。

周越热的迅速成功使不少人眼红，其中有一个人便是当时已经颇有名望的林语堂。

林语堂的英文功底十分深厚，国民大革命期间，他曾离开北大，出任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武汉国民政府垮台以后，除任大学教授等职务外，他也想另辟蹊径，像周越热那样编一部中学英语课本，做个有钱书生。

在北大教书期间，林语堂与鲁迅、孙伏园等人过从甚密。他深知孙伏园在出版界人缘较广，于是就着意托请孙伏园代他向出版商接洽。

当时，与孙伏园关系最熟的书店主要有两家，一是北新书局，一是开明书店。孙伏园先跟北新接洽，但未能成功。原因是林语堂要求签约后每月先预支 300 元版税，北新感到风险太大，没答应。

孙伏园转而与开明书店联系。那时开明资本不多，孙伏园也没抱太大希望。但一谈之下，开明书店的老板章锡琛竟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孙伏园和林语堂大喜过望。

1928 年，林语堂不负厚望，花费相当精力，很快就编写出了文从字顺、水平较高的《开明英文读本》。按照双方的协议，林语堂以 10 %的版税获取酬劳。

为促销，开明还特意请丰子恺配画插图增加活力，林语堂特允许从自己版税中拿出 2 %，给丰子恺作报酬。出版社还加重该书装帧设计。正是这些精心策划与努力，《开明英文读本》一经出版，全国各地的中学便纷纷争购，销路大畅，没用多长时间，几乎把《模范英文读本》的市场抢占一空。《开明英文读本》持续发行达二十多年，林语堂得到的版税数额总共高达 30 万元左右，被称为“版税大王”，开明书店也由不太出名的小小出版商一跃成为民国书刊界的巨头之一。

横空杀出抄袭版权纠纷

所谓暴利之下必有勇夫。

1930 年时，世界书局的老板沈知方见《开明英文读本》销售日益火爆，十分眼馋，想模仿一把分一杯羹。因此，沈知方谋划着请人仿照《开明英文读本》的样式和内容，编写一本同类读物。

当时的出版格局是，除国民党官办的正中书局外，全国共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五大民营书店，其中开明力量最弱，规模最小。

不过，世界书局没有像开明书店那样不惜重金去聘请林语堂之流的名人学者来做这件事，而是请来了大学刚毕业的林汉达从事编写工作。该书编成后，定名为《标准英语读本》，公开向全国各地发售。

沈知方的所作所为，当然瞒不过竞争对手的眼睛。开明书店老板章锡琛与作者林语堂，一直都在密切注视着世界书局的一举一动，并在极力寻找最佳时机和方式进行攻击。

一向自视颇高的留洋博士林语堂，说什么也难以相信一个毛头小伙子居然有能力来操刀编写中学英文读物，来与他一争短长。因此，他特地找来一套《标准英语读本》细心阅读了一遍。不读则已，一读之后便大吃一惊——他诧异地发现，林汉达编的这个读本与自己所编之书竟然有多处类似甚至雷同，明显有“抄袭”之嫌！

事实上，《标准英语读本》不仅在形式上基本与《开明英文读本》相同，而且有不少课文都是从《开明英文读本》里照抄照搬上去的。

林语堂的怀疑证实后，马上就告诉了章锡琛，要他迅速与沈知方交涉，停止这种东施效颦的冒效行为。

于是，章锡琛等就将林语堂的意见转达给沈知方知晓，并向世界书局明确提出了停止出版、实行改编的要求。

但开明方面却没料到，沈知方根本不买他们的账。看到沈知方如此傲慢且不通情理，章锡琛感到极其愤怒。他不甘示弱，决定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此事。

两次交锋不慎留下侵权证据

章锡琛请开明的法律顾问袁希濂写信给世界书局，抗议侵犯了著作权，同时向世界书局提出严厉警告，要求其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停止发行《标准英语读本》，并赔偿损失”。

当这封抗议信送到沈知方的手里后，沈知方居然把这封律师信交给在这方面毫无经验的林汉达，要他个人去解决。事后证明这一行动十分失策，造成了双方争端的公开化。

林汉达非常为难，毕竟他刚走出大学校门没多久。就在他不知该怎样应付时，恰巧世界书局有个名义编辑所长范云六与章锡琛共过事，范建议林汉达直接去找章谈谈。范还自告奋勇写了一封介绍信。

在信中，范云六除客套话外，还提及“敝局出用之《标准英语读本》与贵店《开明英文读本》有雷同之处”。说者无心看者有意，当林汉达拿着介绍信赶去拜会章锡琛时，章如获至宝，大为高兴。“雷同”两个字非常关键，这无异于世界书局已“不打自招”。这一点日后也成为世界书局被迫承认抄袭事实的有力证据之一。

1月25日日记中感叹“不能得者二年矣”，那么前两年的春节，鲁迅是怎样过的呢？

1931年2月16日：“旧历除夕也，托王蕴如(鲁迅弟媳妇)制肴三种，于晚食之。”2月17日写道：“辛未元旦”。这一天日记计14个字。1932年2月5日是除夕，当日日记全文仅两个字：失记。2月6日记道：“旧历元旦。”———硬邦邦的四个字。当天，鲁迅到内山书店避难，“十人一室，席地而卧”。这是鲁迅先生过得最惨的一个春节。1933年的春节过得挺隆重的，算是补偿吧。

再往前4个春节，鲁迅过得不马虎也不特别。1927年2月1日，除夕：受“赠酒两瓶，饼两盒”。“（许）广平来。”应邀与朋友一起吃年夜饭。2月2日日记全文：“晴。旧历元旦。午广平来赠食品四种。”1928年1月22日，除夕。当天日记记道：“往市买药及水果”。“旧历除夕也”。1月23日日记全文共9个字：“旧历元旦。阴，午后小雨。”1929年2月9日日记是：“晴。下午往内山书店。”2月10日日记全文是：“晴。旧历元旦也。”1930年1月29日，除夕：托扫街人寄信寄物，贺两家子结婚、生子。1月30日记道：“庚午元旦。”

鲁迅最后3个春节简简单单地过，有些礼尚往来，节日味有而不浓。1934年2月14日：“旧历壬戌元旦”，赠二人以火腿、玩具。2月l5日，是正月初二。日记中说：“上午得母亲所寄糟鸡一盒，玩具九种”———此时母在京子居沪，所寄可以理解为年货。1935年2月3日，除夕：“上午以角黍分赠内山”等4个日本友人。下午受赠汾酒。2月4日：“旧历乙亥元旦。”鲁迅忙于复信寄信收信。1936年1月23日，是除夕：收到三封信。日记中无自己活动的记载。1月24日日记全文：“阴历丙子元旦。雨。无事。晚雨雪。”———过于劳累，有病缠身的鲁迅这最后一个春节过得寡淡，使我们感到心酸。

梁启超是提出“中华民族”称谓的第一人

来源:今晚报　作者: 李喜所

“中华民族”这一家喻户晓的称谓，细算起来也只有103年的历史，其创始人就是梁启超。

    在梁启超创立中华民族一词之前，中国人基本上没有现代的民族观念，甚至连“民族”一词也没有使用过。习惯上所说的“华夏”、“汉人”、“唐人”、“炎黄子孙”，乃至外国人将中国称之为“大秦”、“震旦”、“支那”等，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称谓。所谓“华夷之辨”、“夷夏之防”，集中反映的也是一种相对狭隘的朴素的种族意识。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尤其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救亡图存的热潮迫使先进的思想家去重新思考许多问题。在“保国、保种”的呼声中，严复的《天演论》传递出一种世界民族之间相互竞争的族群理念，从而使国人意识到“合群”的重要性。遗憾的是，严复没有进一步介绍西方的民族主义理论。梁启超则沿着严复“保种”、“合群”的思路，渐渐以现代民族主义理论来思考问题。1898年秋他流亡日本之后，比较系统地研究了欧洲的民族主义论著，并结合中国的实际，在民族问题上提出了许多新见解。1899年，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一文中，通过对欧洲世界史著作的评介，破天荒地使用了“民族”一词。随后，他又从民族进化和竞争的理念出发，大胆提出了民族主义是近代史学的灵魂。他在《新史学》一文中明确指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这里所谓的人群进化，实质上也就是民族进化。梁启超的民族观念已经开始上升到理论层面。

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一文，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概念，并将中国民族的演变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

“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第二，中世史，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激烈之时代也”：“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

梁启超在这里反复用了三个“中国民族”，而且从宏观上勾勒出三个时期的不同特点，显然是经过了较长时间的思考之后得出的结论。在“中国民族”的基础上，1902年梁启超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先对“中华”一词的内涵做了说明。其云：“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之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

接着，梁启超在论述战国时期齐国的学术思想地位时，正式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其云：“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

由“保种”、“民族”到“中国民族”，再到“中华”和“中华民族”，梁启超基本完成了“中华民族”一词的创造。这是目前所见到的关于“中华民族”的最早词汇，一直沿用到了今天。不过，梁启超在具体使用“中华民族”一词时却比较混乱，有时指汉族，有时又指中国的所有民族，直到1903年其发表的《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才清晰地赋予了较为科学的内涵。其称：“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族是也。……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

1905年，梁启超又写了《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从历史演变的角度重点分析了中国民族的多元性和混合性，并断然下结论说：“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由此，梁启超真正完成了“中华民族”一词从形式到内容的革命性创造。这就是，中华民族指中国境内的所有民族，汉满蒙回藏等为一家，是多元混合的。

由于梁启超崇高的地位和影响，“中华民族”一词一经提出，就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在留日中国学生所办的报刊当中，无论是《浙江潮》、《江苏》、《二十世纪之支那》，还是《民报》、《国民报》、《童子世界》，都对民族主义以及中华民族的含义展开了讨论。杨度这些很有水平的思想理论家也加入到讨论的行列当中，发表自己的真知灼见。杨度在1907年发表了《金铁主义说》一文，对中华民族的含义进行了详尽的解说。杨度的高明之处在于超越民族的血统意识，提出中华民族与其说是一个种族融合体，不如看作是一个文化共同体。文化的一体性、凝聚性和不可分割性造就了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

孙中山、章太炎这些革命党人从“革命排满”的立场出发，本来不大关心民族融合问题，但在梁启超、杨度这些大学问家的影响下，也不得不思考民族团结和民族平等的问题。随着中华民国的创立，孙中山提出了“五族共和”的理论，进一步将现代民族主义落到了实处。中华民族多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渐渐深入人心，成为国人的共识。

　　这些年来，余秋雨先生的文章风靡海内外，尤其是《文化苦旅》一书，堪称精美之作。但最近读过《霜冷长河》的《中秋》一文后，有点与余先生不同的感想。虽然是已经过去了的事情，但还是愿意写出来供大家讨论。

　　文章谈的是张爱玲，余先生是这么写的：

　　“我握着话筒慢悠悠地读着（一位女诗人的自拟讣告），突然串进来一个国际长途。外国一家著名的华文报社打来的， 编辑小姐劈头就说：‘余先生，您知道了吗，张爱玲死了。一个人死在美国寓所，好几天了，刚发现，发现在中秋节前夕。我们报纸准备以整版篇幅悼念她，其中安排了对您的采访。您知道，她的作品是以上海为根基的，因此请不要推托。发稿时间很紧，您现在就开始讲吧。’我说：‘这事来得突然，请让我想一想，半小时后再打来。’”

　　半小时后，电话铃声响了，余先生拿起话筒说了这样一段话：

　　“她死得很寂寞，就像她活得很寂寞。但文学并不拒绝寂寞，是她告诉历史，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还存在着不带多少火焦气的一角。正是在这一角中，一颗敏感的灵魂，一种精致的生态，风韵永存。我并不了解她，但敢于断定，这些天她的灵魂漂浮太空的时候，第一站必定是上海。上海人应该抬起头来，迎送她。”

　　不难看出，这段文字表达了余先生对张爱玲的深切理解和赞许之情。对一个死去的人，即使并无好感，讲几句好话，写几句颂词，乃人之常情，无可厚非，这就如同不能把墓志铭和悼词里的话完全当真一样。事实上，海内外各种各样的二十世纪文学经典排行榜早已把张爱玲的作品列在了极为显著的地位，街头地摊上的《张爱玲传》和《天才奇女张爱玲》之类的书籍更是把这位“文学才女”抬上了天，书中的种种吹捧简直到了美丑不分、令人肉麻的程度。对此，笔者是不屑于置评的。但是，如今余先生竟也加入了赞美张氏的行列，并且那番赞语绝非客套，而是字斟句酌，一往情深。这不免使笔者感到有话要说。

　　张爱玲是个什么人？有人知道，也有人不太知道

　　６０多年前，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被推到了灭亡的边缘。成千上万的中华优秀儿女挺身而出，奋起抗战，用热血和生命捍卫祖国独立民族尊严。然而，也有一小撮寡廉鲜耻之人屈膝投敌，甘当傀儡，他们认贼作父，为虎作伥，天良丧尽，人格荡然。这些人，就是“汉奸”。汉奸是中国人的耻辱，是中国文化的耻辱，是中国人中最丑恶、最卑鄙的混帐王八蛋。对这些民族败类，凡是有肝肠有血性的中国人恨不能食肉寝皮，除之后快。然而，张爱玲却不这么看。日本人打过来，她不参加抗战；上海沦陷了，她不去后方。这倒也罢了，最不该的是竟投入汉奸胡兰成的怀抱，喜气洋洋地做了汉奸之妻，还在上海的汉奸小报上喁喁情话，充当“顺民文学”的主将，并借此成名。

　　胡兰成何许人？一个文化汉奸。汪精卫叛国投敌后，胡被汪网罗到帐下，开始时充当汪的侍从秘书，后来又升任汪伪宣传部政务次长、汪伪中央执行委员，并兼汉奸报纸《中华日报》总主笔，成为汪的“文胆”。发表在《中华日报》上的卖国社论，多出自胡氏手笔。汪精卫臭名昭著的卖国“三演讲”，以及后来的几次对日献媚宣言，也都有胡的参与。这些文章，竭力为日寇的“大东亚圣战”歌功颂德，为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喝彩叫好，而对抗日军民则极尽诬陷诽谤之能事。但张爱玲居然对胡氏的种种罪恶置若罔闻，毫不在意。直到抗战胜利，胡兰成以叛国罪遭国民政府通缉，张爱玲仍与胡氏藕断丝连，甚至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知情不举，偷偷跑到胡兰成隐匿的温州，与胡幽会寻欢，并给胡以巨额资助。

　　这，就是张爱玲，距汉奸仅一步之遥的张爱玲，只忠于汉奸不忠于祖国的张爱玲。

　　对于张爱玲的思想和历史，想必余先生是知情的。问题是，用那么高雅优美的词汇来描述和评价这样一个人，是否过于奢侈无度了？笔者以为，那段话里值得商榷、推敲之处不少。

　　先说说张爱玲的“寂寞”

　　在同一篇文章里，余先生对此还有一番阐释：“在中外文学史上，身前寂寞、身后热闹的故事很多，却很少有张爱玲那样，满世界在为她而热闹，她却躲着，躲得谁也找不到她，连隔壁邻居也不认识她。这种自我放逐、自我埋没式的寂寞，并非外力所迫，而是一种深刻的故意。”“与她相比，真正可怜的倒是文坛上那种浮浅的得意、琐碎的企盼、无聊的激愤、颓丧的失落”。可见，对张爱玲的“寂寞”余先生是赞许有加的，而且为了突出张氏的“寂寞”之美，余先生不惜打倒文坛一大片。但是，张爱玲的“寂寞”果真那么值得赞美吗？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什么事情都有个真与假，隐士也不例外。依笔者之见，假隐士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成名以前不做隐士，而是筚路蓝缕，苦心经营，千方百计地向世人显示甚至卖弄自己的那点才华（张爱玲自己就主张“成名要趁早”，可见其成名之心是多么急切！），而待其声名鹊起之时，则做起隐士来。这样反而更引人注目，更招人尊敬，以致愈隐愈显，如日中天。从这个意义上，假隐士的自我放逐、自我埋没确是一种“深刻的故意”，只不过“故意”得太做作、太矫情、太虚伪，一点也不坦诚，一点也不自然。

　　值得钦佩的倒是那些真的儒者，他们以积极的人生态度传道行善，入世济众，对弱者慈悲为怀，对寇仇横眉冷对，以自己的学识和能力维护着社会的运转，捍卫着国家的利益。值得钦佩的还有那些真的隐士，他们是真正的智者，看破红尘，与世无争，超凡脱俗，修养高深。令人厌恶的是那些假的隐士，这种人既想出大名，又故作清高状，既脱不开尘世的诱惑，又刻意摆出一副脱俗的模样，对这种人，最好的方法就是不理睬他们。如果像苍蝇逐臭似地跟来追去，则正中假隐士的下怀，因为他们所刻意追求的正是这个效果。

　　再谈谈余先生所谓的“火焦气”

　　说到火焦气，笔者首先想到的是抗战文艺。自古以来，中国绝大多数的文人们是富于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的。诗圣杜甫身经安史之乱，饱尝战争之苦，一生诅咒战争，渴盼和平。然而，即使这样一位“非战”诗人，对于异族的侵略也是抱着同仇敌忾之志，在民族气节上毫不含糊。且看他的诗句：“男儿生世间，及北当封侯，战伐有功业，焉能守旧丘？”“拔剑击大荒，日收胡马群，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可见，杜甫的诗作充满了“火焦气”，这种火焦气所洋溢的不是逞强好战的匹夫之勇，而是慷慨激昂的豪壮人格、气冲霄汉的爱国情怀。抗战期间的情形也大抵如此。面对凶恶残暴的侵略者，老舍、田汉、冼星海、吴组缃、郭沫若、郁达夫等一大批有肝胆有血性、不愿做亡国奴的文人们，以笔为枪，为抗战奔走呐喊，造就了声势激越、熠熠生辉的抗战文艺。抗战文艺的本质决定了它必然带着浓烈的“火焦气”，简直是火光冲天，豪情万丈。这种浓烈的火焦气使得抗战文艺既不细腻，也不优雅，更不适合某些文人雅士的口味和情调，但祖国需要它，人民喜爱它，时代呼唤它。《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松花江上》、《八百壮士》、《塞上风云》、《屈原》、《放下你的鞭子》、《四世同堂》等等，这些闪烁着民族精神的鸿朗雄昂的伟大作品，激励着中华儿女为保卫母亲而同侵略者展开殊死战斗，为打败日本军国主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并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不朽的财富。比起那种无病呻吟、不知廉耻的“顺民文学”来，带着“火焦气”的抗战文学不知要高出多少倍！

　　关于“精致的生态”

　　这也是余先生所赞许的。张爱玲的生态的确精致不凡：高级的化妆品、名贵的时装、考究的食物、气派的洋楼、优雅的举止，还拍摄了数不清的美人照，如此“精致的生态”与黎民百姓的生活大相径庭，同艰苦卓绝的抗日军民相比，更有云泥之隔。张爱玲出身豪门，家财万贯，又充当“顺民文学”的主将，自然稿费多多，财源茂盛，这是她能够在平民百姓流离失所、食不果腹的岁月里维持“精致生态”的物质基础。在胡兰成与她断绝关系之时，张爱玲还一往情深地给胡寄去３０万金元券。当时的３０万金元券是什么概念？相当于那时一个中学教师83年的工资！张爱玲的阔绰和慷慨由此可见一斑。只可惜，她的财富没有一分一毫用之于抗日救国，也没有一分一毫用之于扶危济困。只有对自己、对汉奸的关爱，而没有对祖国、对民众的关爱，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致的生态”？试想，在中华民族存亡绝续的岁月里，倘若中国人都不去抗击日寇，不去保家卫国，而都在那个不带“火焦气”的角落里追求张爱玲式的“精致的生态”，那我们的国家会成为什么样子？在那个国难当头、血火交织的特定环境里，张爱玲的这种“精致的生态”是不是太可耻了？！

　　关于“敏感的灵魂”

　　这是余先生用来描绘和评价张爱玲的另一个词汇。可以肯定，作为小说家的张爱玲是敏感细腻的，但她所敏感的决不是祖国的安危、民族的命运和人民的苦难，不仅不敏感，反而迟钝得无以复加，简直到了麻木不仁、冷若冰霜的程度。那么张爱玲对什么敏感呢？在那个时代背景下，除开祖国的安危、民族的命运和人民的苦难，张爱玲所敏感的只能是自己的那点鸡毛蒜皮。运笔至此，不禁想到了郁达夫先生。郁达夫也有一颗敏感的灵魂，对情感的敏感、对命运的敏感、对人与社会的敏感，都体现在他的作品和日记当中。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郁达夫曾封闭于“小我”的圈子、沉湎于情感的泥潭而几乎不能自拔，男欢女爱、悲情愁绪一直充斥和纷扰着他的生活。然而，当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中国开始了全国抗战，郁达夫陡然之间就像变了一个人，完全摆脱了情感的纠葛，超越了小我的局限，成为一名奋起捍卫祖国母亲的仁人志士，祖国的命运、民族的尊严、同胞的安危成了他生活和作品中至高无上的主题。张、郁相较，对比何其鲜明，反差何等强烈！余先生奢谈什么张爱玲“风韵永存”，请问那是一种什么“风韵”，它凭什么永存？

　　余先生说：“我并不了解她，但敢于断定，这些天她的灵魂漂浮太空的时候，第一站必定是上海。上海人应该抬起头来，迎送她。”并不了解却又敢于断定，显然不合乎逻辑。一个对祖国、对民族冷若冰霜的人，对家乡上海又能好到哪里去？不错，张爱玲生长于上海，成名于上海，她的小说文情并茂，细腻精巧，在语言表达和写作技法上确有过人之处，但仅凭此就能把张爱玲视为上海的骄傲吗？如果揭穿其“画皮”，把此人的真面目暴露于上海人面前，那么上海人还能以这种人为骄傲吗？如果余先生自己愿意“抬起头来，迎送她”，那是个人的权利，但就不必要求上海人民都跟着“抬头迎送”了吧？

　　有位朋友曾对笔者说：“时过境迁，人家都死了，就不必那么斤斤计较了。”笔者以为，这个道理讲不通。如果大家把这个人忘记倒也罢了，问题是成千上万的海内外读者对此人敬若神明，迷恋至深，已然形成了一个名为“张迷”的群落。在这些人的眼中，张爱玲是一好百好，俨然成了美的化身，成了文学的化身，而其对待祖国和民族的态度可以忽略不计，这实在是本末倒置。一个对祖国如此冷漠的人物，竟会赢得如此之迷恋与崇拜，这种现象既令人迷惑，又发人深思。

　　立身既败，万事瓦裂。无论评价一部作品还是一个人物，均应着眼立身之大节而不能只看细枝末节。什么是大节？对待祖国民族的立场和态度就是大节。大节之大，莫此为甚。以这个观点衡量，张爱玲大节有亏，不是一个值得称许的人物，更不配博取后人如此之厚爱。海内外舆论之所以对张爱玲及其作品赞颂有加、好评如潮，原因恐怕就在于只看重个人才气和写作技巧，而完全撇开了大是大非的评价标准。在笔者看来，一个不甘屈辱、为国奋斗、好帮乐助的人，即使衣衫褴褛、污垢满身、目不识丁，也是高尚可敬的；而像张爱玲之流只顾一己之私，没有任何民族观念和爱国情感的所谓“文学才女”，尽管出身名门、衣着考究、才华了得，却也是丑陋不堪的，愈看愈丑，且散发着腐臭的气息。

　　“热爱自己的祖国是理所当然的事。”这是海涅的诗句。“谁不属于自己的祖国，那么他也就不属于人类。”这是别林斯基的名言。从道德角度看，爱国是对公民的第一位和最起码的道德要求。不爱国，是最大的不道德；背叛祖国，是最大的罪恶。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上，中国要彻底摆脱鸦片战争以来任人宰割的悲惨境地，就必须使自己强大起来，这是每一个中华儿女至高无上的责任。对于那些在国难当头之秋，对民族安危视若无睹、对祖国命运不肯承担任何责任的人，如张爱玲之流，我们是应当弃之如敝屣，还是敬之若神明呢？

2005年11月07日

白先勇教授从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退休3年了。深居“隐谷”的白先勇退休之后在做什么？这位以《台北人》享誉整个华人文坛的小说奇才是否江郎才尽？这位改尊佛教的“三重边缘人”又是否孤独寂寞？笔者敲开了白府的大门。
美国加州洛杉矶附近的圣巴巴拉，依山面海，四季都是金秋。是全美有名的消夏避寒胜地。不过对于华人来说，这里出名还有另外一个原因――“白先勇住在那里”！

自1965年于爱荷华大学创作班完成学业后，白先勇即受聘于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UCSB）东亚系，直至1994年退休。在此期间发表了饮誉整个华人世界的短篇小说集《台北人》、《纽约客》和长篇小说《孽子》，被称为“当代中国短篇小说家中的奇材”。

罕见的硕士教授

白先生是以硕士学位获得UCSB教职，并逐步升级，最后以教授最高级别――六级教授退休的。他这种“硕士教授”在美国高等学府里极其罕见。

所幸当年慧眼识珠的东亚系系主任Chauncey Goodrich教授，极欣赏白先勇的小说才能，多年来对他爱护有加。白先生自认在世俗经营中十分低能，美国大学的职业竞争又极其残酷、激烈。

有人说，白先勇是一位幸运儿。当年在大学里他毅然弃工转文时，他的父亲白崇禧将军曾不以为然，因为“文人自古多饿饭”。而最终他以典型的中国文人的才华在美国大学里获得认可和尊重，不能不说有命运的特别眷顾。

白先勇也没有把教书当饭碗，他说教书是他写小说之外最喜欢做的事。他给人的印象是一位十分热忱的老师，讲究“当老师就要诲人不倦”。如今已退休3年多，回首29年的教书生活，他说：“全是愉快经验。”

谈起那些可爱的洋弟子，他如数家珍。他们有的成了学者，有的成了成功的商人，有的成了著名新闻社驻北京的负责人。其中白先生最得意的一位弟子，后来做了UCSB东亚系的系主任！白先生说教学生像养花一样，“看着他们成长，真好！”

对于那些并不谙熟中国文化、也没有读过白先勇小说的“洋学生”来说，白先勇有名，是因为他讲课精彩。

他讲的《红楼梦》是多年来叫座的一出“名戏”，吸引了校内校外无数慕名而来的听众，“先迷上白先勇，后迷上中国文化者”数不胜数。在他们心中，白先勇成了中国文化的活招牌。

据说，白先勇讲课时十分投入，激动起来时双手挥舞，双目闪光，满场走，一会儿与这个谈谈，一会儿与那个讲讲，一会儿坐到桌子上去……

很难想像这是怎样一番景象，一个讲课风格十分美国化的老师，血管里流淌的却是与曹雪芹一样中国古代世大夫的血。

白先生称自己是一位严师，上课时非常“专制”，学生功课准备不好，会骂得他们下不了台。“我上课就跟他们讲，你来念中文，我不跟你讲民主。”而课下，他会经常带学生去吃饭，请学生到家里来。学生们跟他也很亲，即使成了千万富翁，逢节过年不会忘了白老师。他们之间有一种很醇厚的中国师徒式的情谊。

白先勇称自己生于忧患（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际），长于离乱。他和曹雪芹一样在青少年时代就经历了从红尘万丈到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生活剧变，这使他的命运先天地打上了悲剧色彩，他的小说也无一不具有强烈的悲剧性。但生活中的白先勇给人的感觉是，他的人生底色是温暖的。这或许是由于他自幼及长接受了各方十分丰盈的爱：父母之爱、师友之爱、学生之爱、读者之爱。他看重人间温情，也散发人间温情，令人想起他便感到和煦温暖，一如加州的阳光。

白府探幽

探访白府是我心仪已久的事。白先生的家坐落在一座小山下，四周林木茂盛。大家都说这是富人住的地方，不过白先生说：“富人都住在山上。”

这个地方英文名叫“Hidden Valley”，白先生把它翻译成“隐谷”。34年前，白先生来到圣巴巴拉，8年后才买下了这处房子，一直住到今天。白先生说：“我与这个地方有缘，我喜欢这里的幽静。”

这是一座老房子，面积并不大，小小的前庭，小小的后院，几个迷宫式的房间。然而布局精巧，错落有致，颇具苏州园林的妙处。

屋里的家居陈设可谓中西和壁，只不过，美国式的宽敞舒适是用来做底子的，呈现出来的是一派中国式的古色古香，而且绝对的一尘不染。迎门是一副对联，是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先生手书送给白崇禧将军的――“文治武功从所好，和风时雨与人同”。旁边右侧是一尊观音像，白先生家里是回教徒，现在他已倾向于佛教。墙上的字画、桌上的摆设自是无一物无来历，而其精心处在于无一物不摆放得恰到好处，就像白先生的衣着，绝不显眼，也看不出是否考究，只是无可挑剔。

最令人心旷神怡的是白先生手植的那些花草树木，九重葛、杜鹃花、各色茶花……庭前院后，屋里屋外，绿荫相接，摇曳生姿。白先生笑自己是“临老入花丛”，很多花草都是他退休后一手侍弄起来的。有一种“佛茶”最为他所钟爱，每年3月花开满树,“像碗那么大”，白先生比划着说，“花是粉色的，花心是金黄色的。”他说这些花像女孩子一样娇嫩，一点“得罪”不起：“一会儿要这样，一会儿要那样，几天不留心就不得了。”说这话的语气神情实在令我想起护花使者贾宝玉。

白先生说他有一个园丁，一周来一次，而清洁工两周来一次，“平时都是我自己做”。白先生自认有洁癖，每天总要下功夫擦地拂尘。平时吃饭也多半是自己做，他有一个个人食谱，被人戏称为“桂系菜”（因其父曾率桂系部队而得名）。谈起拿手菜的做法，种种细节的拿捏之处，大概只有同道之人可以与之切磋。种花经与烹饪经是白先生精研多年的成果，一方面这直承苏东坡、袁枚等讲求“生活艺术”的中国古代士大夫的传统，另一方面也使他在美国的平民生活保留着昔日王孙的余韵。正如他在小说集《台北人》扉页上引用的唐人诗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叶落归根？

如果不是被问及，白先生很少谈自己。他和所有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最喜欢谈论的是国家大事。

白先生订有几份中国报纸，中国发生什么事他总是比别人早知道。他父亲虽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但他对大陆并无偏见。对于文革中的种种暴行，他咬牙切齿；对于改革开放后大陆在各方面的进步发展，他喜闻乐见。对于当下的下岗问题，他忧心忡忡：“中国可不能乱呀！”那种忧国忧民之情在今天大陆知识分子的脸上都少见了。

自从1987年首次重游故土后，白先生几次回大陆观光、讲学，还参加了1990年北京的亚运会。他说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国家意识，但作为第二代，他没有负担，对历史的功过没有责任。

尽管已是美籍华人，尽管在美国生活了30多年，生活得舒适体面，但白先生从来不说自己“既是美国人也是中国人”，而总是说“我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我住在美国，但我的想法和关切都是中国的”。

当我问起白先生是否考虑过落叶归根时，他沉吟了一下，委婉地说：“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最重要的是心灵自由。只要可以获得心灵自由，就算是个荒岛我也愿意去。”

当听过白先生如痴如醉地谈昆曲、谈京戏、谈《霸王别姬》和《长生殿》之后，我忍不住会问：“如果不考虑一切现实因素，您愿意选择哪里定居？”

他想了想说：“会是江南一带，我想是南京。因为南京古迹保存得比较好，上海则变化较大了。”

南京是六朝金粉之地，抗战胜利后，白先生在南京和上海度过了他童年时代最后的黄金之期。当年他是从这里踏上飘泊之路的，39年后重回大陆，首先回到的也是这里。谈起回去的感受，白先生说，一回到那里，时间立即伸长了，几千年的历史都在眼前出现，对身边的一切反而可以视而不见。他深深感叹：“中国的魅力就在这里！”

三重边缘人

自从10年前向新闻界坦然承认自己的同性恋倾向后，白先生终于不用面对世人无休无止的追问：“为什么一直独身？”退休之后，他更显得形单影只。没有四季的圣巴巴拉是个静静的小城，美丽的日子年年如一。“隐谷”是名副其实的隐居之地，没有一丝尘世的热闹可以借来遮挡人生无底的虚空。白先勇寂寞吗？

白先生说他现在社交活动不多，也很少旅游，“都去过了，好虽好，但也不用去第二次。”“人生百味已尝九之”这句话，在他说来或是超然，在我听来则是心惊。

我问白先生：“退休之后主要做什么？”他脱口而出：“养花啊！”他说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境界多半经过儒道释三个阶段：年轻时是儒家，积极入世；以后则是道家，独善其身；最后入佛，超然物外。他目前已在佛道之间。

然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是有着完整的世俗生活形态的，白先勇则命中注定与众不同，加上“最后的贵族”、“旅美华人”的身份，他是三重的边缘人。白先勇以擅写边缘人著称，可以说三重边缘人的孤独成就了今天的白先勇。或许，这至死方休的孤独可以将他再推向明天。毕竟，白先勇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尚未圈定，他还有新的高峰要攀登。

名就功未成

在正式采访白先勇之前，我接受了他的一个条件：什么都可以问，但不可以问他现在正在写什么。

白先生少年成名，大部分重要作品都在30岁以前完成。自从1983年发表长篇小说《孽子》、1986年发表短篇小说《骨灰》以来，一直没有新作问世。像他这样的作家免不了面对这样的疑问：“是否江郎才尽？”

确有一位访问者直接向白先生如此发问。白先生的回答十分自信：“我还有属于自己的题材没有写。”

什么是属于白先勇自己的题材呢？

有人说他正在写回忆录，为他的父亲白崇禧写传记。在台湾《联合报》“纪念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专辑上，白先勇曾发表过一篇《徐州会战・台儿庄大捷――先父白崇禧将军参加是役之经过始末》。写得大气磅礴，文笔细致生动，不像是普通的回忆录，而是像历史小说。但兵力部署资料详备，又像是纪实文学中的一节。白崇禧将军是北伐、抗日名将，又是一位颇具争议性的人物。为这样一位父亲寻找一个自己认为准确公允的历史定位，是白先勇作为儿子该做的事。

有人说，他正在写一部以旧上海为背景的长篇小说，表现抗战胜利后这个亚洲最大的城市――东方乐园从繁华到衰败的过程。1987年白先生回大陆时曾花了几万元人民币购买了1945―1949年旧上海的历史资料，他还曾说过这样的话：“战后3年，我看到了上海最后的一刹那，战后的繁荣。”读过白先勇小说的人大概都会承认，这绝对是非白先勇莫属的题材。而《孽子》之后，他对长篇小说的体裁还没有做过进一步尝试。写一部如其短篇小说一般精湛漂亮、而在文学史上影响更深远的长篇小说，是白先勇作为小说家该做的事。

我守约没有问白先勇正在写什么，但我得到一个郑重的答复：“正在写。”

日落而作 日出而息

多年来，白先生的生活习惯是“日落而作，日出而息”。每天晚上开始写作，直到东方欲晓。上午人们是见不到白先勇的，他的课从来都排在下午。以致于一次白先生因为要主持一个国际研讨会，破例上午九点以前到达会场，有人立刻拿出一个早已准备好的钟表，大家抢着和他合影留念，称这是：“历史性的时刻”。

白先生说：“夜阑人静的世界是完全属于自己的世界。”

每天下午四、五点钟，加州的夕阳正无限美好，对于白先勇来说，这正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待到夜幕降临，万事沉静下来的时候，他的一天才真正开始。呼风唤雨的白先勇，送往迎来的白先勇，是白天的白先勇。文学的白先勇属于夜晚。海风阵阵、夜色沉沉之中，隐谷白府的灯火夜夜明亮，喜爱白先勇小说的人，有理由期待一部传世之作诞生。

2005年11月07日

　　新华社消息：中国诗人季羡林、高占祥、李国彝在第19届世界诗人大会上当选世界桂冠诗人。据说桂冠诗人的称号在诗学界被认为是最崇高的荣誉，只有诗力深厚的诗人才有资格获得，据说季羡林创作的《泰山颂》、高占祥的《和平颂》征服了参会诗人，在十多位提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

　　高占祥的《和平颂》和李国彝先生的获奖作品无缘过目，季羡林的《泰山颂》是这样的：

　　巍巍岱宗，众山之巅。雄踞神州，上接九天。吞吐日月，呼吸云烟。阴阳变幻，气象万千。兴云化雨，泽被禹甸。齐青未了，养育黎元。鲁青未了，春满人间。星换斗移，河清海晏。人和政通，上下相安。风起水涌，处处新颜。暮春三月，杂花满山。十月深秋，层林红染。伊甸桃源，谁堪比肩。登高望岳，壮思绵绵。国之魂魄，民之肝胆。屹立东方，亿万斯年。

　　这是一首仿古（赞或铭）四言诗，却仿得不伦不类。“平仄通押”乃诗之大忌，古诗可一韵到底，也可四句一转韵，但韵脚不能象此诗这样“千，甸，胆，年”乱押一气的。赞或铭宽松些自由些，平仄通押的情况亦极少见。就算当代人仿古，可以抛开旧制与时俱进，但本诗中“雄踞神州”与“屹立东方”，“呼吸云烟”与“兴云化雨”，“泽被禹甸”与“养育黎元”，“暮春”与“三月”，“十月”与“深秋”等，意思都相近或差不多，在一首短诗中陈词成语毫无必要地重复 堆砌，这又犯了诗之大忌。

　　问题多着呢。“登高望岳”，别扭。这里岳只能指泰山，是在泰山高处望泰山还是登另一高山望泰山呢；“壮思绵绵”？柔情才绵绵呢，既称壮思，当有激荡、雄壮、浩渺的意思，形容以绵绵，虽无不可，毕竟别扭；“齐青未了”与“鲁青未了”是化用杜诗“齐鲁青未了”的，把一句拆成两句，诗意全无，点金成铁；以“国之魂魄，民之肝胆”颂泰山，离题万里，不知所云；其余写景句子，也没写出任何泰山特色来，套在任何一座山上都可以；结尾枯燥之至，毫无余味…。此作倘是中学生所写，马马虎虎啦，出自国学大师之手，未免有辱大师之名。

　　老季这么颂上一颂，让文化积淀深厚、象征意义丰富的泰山蒙羞！一首非古非今陈词澜调的顺口溜诗和歌功颂德的马屁诗，要艺术没艺术、要思想没思想、要意境没意境，居然“征服了参会诗人，在十多位提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荣获“桂冠”，遗笑大方呀。

　　尊老乃传统美德，何况季先生据说是国学界泰斗北斗，作为晚辈本不该出口不逊。可是，大师要有大师的尊严，前辈要有前辈的风范，年高还应有德，德高才能望重。孔老二强调温良恭俭让，却也会骂“老而不死是为贼”呢。季先生别说与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独立知识分子相比，便是做一个普通学者也不够格-----躲进书斋不问政治埋头做学问也罢了，都九十多岁人了，还这样一副媚态软骨帮闲帮忙的样子，累也不累？羞也不羞？

　　大流氓刘邦起事后，每有文士求见，常命其免冠并用其冠作尿壶。老枭拜读季老《泰山颂》，枭脸为泰山为国学而红，忍不住向刘邦同志学习一把，放胆在季羡林先生戴的“世界桂冠诗人”桂冠上撒一泡尿玩玩。同时也写了一首《泰山颂》，即兴之作，平庸之极，却也足以与老季争一诗之长了。枭颂曰：

岩岩岱宗，伟峙天东。万邦所瞻，五岳最崇。中正纯粹，元气洪朦。阴阳阖辟，万象包容。瀑悬白练，塔镇黑龙。秋林染丹，春色葱茏。奇石古碑，汉柏秦松。佳境胜迹，文化钟嵘。历劫沧桑，依然称雄。日月同寿，造化同功。回顾九州，黑雾蒙蒙。千古一概，政苛虎凶。愿继往圣，重煽仁风。壮我民魂，佑我岁丰。系黄河带，捧海日红。天门一啸，万里清风。

　　日前，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在北京论坛“公共卫生与和谐社会的建立”分论坛透露：在知识分子中，存在着严重的“过劳死”现象，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仅为58岁，比普通人平均寿命少10岁，近5年内，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院有135位教授死亡，他们的平均年龄为53.3岁。

　　一般地认为，“过劳”似乎会更多地光临劳作于血汗工厂中的民工之类人群，有报道说广州的民工们一天睡眠时间不过4、5个小时，比起“上海一份专门针对新闻从业人员的调查显示，68.5％的人每天睡眠时间不足8小时”来，民工们的睡眠环境似乎更加严酷。其次，有关民工“过劳死”的报道，也不断见诸于报端，比如深圳一个女工在马路边猝死的案例。

　　目前，高级知识分子也如此普遍地、多发地“过劳”了，令人很是骇然。平均寿命仅为58岁，比普通人平均寿命少10岁，令笔者纳闷儿的是，以前的知识分子大多长寿，是不是他们都“怠劳”了？

　　比如长期隐姓埋名，为我国两弹一星伟大事业奉献了一生的王淦昌教授逝世时91岁；创造了难以用数字统计的巨大物质财富和经济效益，人称“华老”的大数学家华罗庚教授逝世时74岁；社会学大师费孝通逝世时95岁 ；前不久离我们而去的“说真话”的巴老整整走完了101个春秋；数学“怪才”陈景润逝世时63岁，因其“早逝”，国人还为之痛惜不已。

　　以上诸位，既有自然科学家，也有社会学、文学家，逝世时都超过甚至远超过当今知识分子的58岁平均年龄。现今知识分子比普通人平均寿命还少10岁，这与物质利益、社会地位突飞猛进的形态，是何等的反差，应该引起社会的思考。“过劳”是一个原因，另外的原因也同样不容忽视。

　　首先，有些知识分子已经没有了王淦昌、陈景润先生那种忘我奉献、无所欲求的心境。据报道，现在的大学、科研机构搞“残酷竞争”，急功近利，非多少“成果”、“论文”、“弟子”不能评级升等，经济待遇相差数倍乃至数十倍，功名利禄之下，疲于奔命，心力交瘁。

　　其次，当年华罗庚先生、费孝通先生们奔走于山川河流、穷乡僻壤、工厂田间，调查民生、推广科技，广结工农大众，心胸广阔，全无如今象牙塔中的浮躁不堪，无以自拔。

　　而我们在付出“知识分子比普通人平均寿命少10岁”这一沉重代价的同时，我们又“过劳”出了几位“大家”呢？这一现象不由得我们不深入思考和剖析。

　　中国的青年那么仇日，却有那么崇拜鲁迅，真的是莫名其妙，我说现在的年青人跟过去的红卫兵一样多是不健全人格，都没有独立思考能力，跟风随大溜，胜者王败者寇。
　　　　

小脚夫人张幼仪
　　

    “你总是问我，我爱不爱徐志摩。你晓得，我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我对这问题很迷惑，因为每个人总是告诉我，我为徐志摩做了这么多事，我一定是爱他的。可是，我没办法说什么叫爱，我这辈子从没跟什么人说过“我爱你”。如果照顾徐志摩和他家人叫作爱的话，那我大概爱他吧。在他一生当中遇到的几人女人里面，说不定我最爱他。” 　　――张幼仪 　　

        张幼仪，1900年出生在江苏省宝山县，祖父为清朝知县，父亲张润之为当时知名医生。张幼仪排行兄弟姐妹第八，曾就读于苏州师范学校、德国裴斯塔洛齐学院幼师教育专业。1915年嫁给徐志摩，1918年生长子徐积锴（阿欢），1922年生次子彼得，遂与徐志摩签字离婚，1925年痛失爱子彼得，遂归国，1926年开展她上海的事业，在东吴大学教德文、接办上海女子商业银行、经营云裳服装公司。 　　

        当人们都在为徐志摩的浪漫、热诚、痴心和执著着“摩”时，回看当年，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他对他的原配夫人张幼仪是无情而残酷的。由于是包办婚姻，从婚前到婚后，徐志摩是那样鄙弃张幼仪。第一次见到张的照片时，便嘴角往下一撇，用嫌弃的口吻说：“乡下土包子！”婚后徐志摩更从没有正看张幼仪一眼。除了履行最基本的婚姻义务之外，对她不理不睬。就连履行婚姻义务这种事，他也只是遵从父母抱孙子的愿望罢了。 　　

        在英国伦敦、沙士顿，以及后来在德国柏林的那一段生活，徐志摩对待张幼仪并不友好，甚至有些惨酷。两人在沙士顿住下后，不久张幼仪就怀孕了。此时徐志摩正在追求林徽音，无暇顾及张幼仪，一听便说：“把孩子打掉。”那年月打胎是危险的，张幼仪说：“我听说有人因为打胎死掉的耶。”徐志摩冷冰冰地说：“还有人因为坐火车死掉的呢，难道你看到人家不坐火车了吗？”徐志摩要马上离婚，见张幼仪不答应，便一走了之，将张幼仪一人撇在沙士顿。产期临近，无奈之际，张幼仪给二哥张君励写信求救，来到巴黎，后来又去了柏林，生下孩子。徐志摩明知张幼仪的去向，却没有理睬。只是在要办理离婚手续的时候，才找到柏林，逼着她签下了离婚协议。 　　

        产后，张幼仪很快从悲痛中振作起来，入裴斯塔洛齐学院，专攻幼儿教育。回国后办云裳公司，主政上海女子储蓄银行，均大获成功。终于从小脚的阴影里走出，成为一个“穿西服”的，令人瞩目的新女性。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回国后仍照样服侍徐志摩的双亲（认作寄女），精心抚育她和徐志摩的儿子。台湾版的《徐志摩全集》也是在她的策划下编起的，为的是让后人知道徐志摩的著作。 　　

        这些，在张幼仪女士的侄孙女张邦梅小姐，于一九九六年九月在美国出版的英文著作《小脚与西服――张幼仪与徐志摩的家变》（Bound Feet and Western Dress）里，都有详细的记述。 　　
然而，应该说，徐志摩与张幼仪的这种结果，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旧礼教塑成的。诗人有着他在人性上的缺点，但对张幼仪的残酷“无情”也并非是绝对的。这是一首徐志摩送给张幼仪女士的诗（作于1922年3月徐和张在德国柏林离婚之后，与《徐志摩、张幼仪离婚通告》同时发表在1922年11月8日的《新浙江-新朋友》），相信看了之后网友们也会同我一样对诗人的“无情”有另一个层面的了解。
　　　　　

　　　　　　《笑解烦恼结》
　　　　　　（送幼仪）

　　这烦恼结，是谁家扭得水尖儿难透？
　　这千缕万缕烦恼结是谁家忍心机织？
　　这结里多少泪痕血迹，应化沉碧！
　　忠孝节义――咳，忠孝节义谢你维系
　　四千年史髅不绝，
　　却不过把人道灵魂磨成粉屑，
　　黄海不潮，昆仑叹息，
　　四万万生灵，心死神灭，中原鬼泣！
　　咳，忠孝节义！

　　东方晓，到底明复出，
　　如今这盘糊涂账，
　　如何清结？

　　莫焦急，万事在人为，只消耐心共解烦恼结。
　　虽严密，是结，总有丝缕可觅，
　　莫怨手指儿酸，眼珠儿倦，
　　可不是抬头已见，快努力！

　　如何！毕竟解散，烦恼难结，烦恼苦结。
　　来，如今放开容颜喜笑，握手相劳；
　　听晚后一片声欢，年道解散了结儿，
　　消除了烦恼！

一代才女林徽因

       忘掉曾有这个世界，有你；
　　哀悼谁又曾有过爱恋，
　　落花似地落了去；
　　忘掉，这些泪点里的情绪。
　　到那一天一切都不存留，
　　比一闪光，一息风更少痕迹；
　　你也要忘了我，
　　曾经在这个世界里活过。
　　――林徽音

　　林徽音，1904年6月10日出生在浙江省杭州市，祖父林孝恂光绪己丑科进士，父亲林长民，堂叔林觉民。培华女子中学毕业后赴英国留学，1924年就读宾夕法尼亚大学；1925年与梁启超之子梁思成于温哥华结婚。
　　作为一个出名的才女，林徽音对于徐志摩的“你是我波心一点光”的爱最终遗弃，究竟是因为她的明智，还是因为她的胆怯，众说不一。她有着文学和艺术上的天生的聪明，也因此有着对于诗人的热情不可信任的直觉了解，所以她最后和父亲的好朋友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结了婚。
　　婚后，林徽音便用她的绘画才华替学习西方的建筑理论，专门研究中国古典建筑的丈夫画草图，整理古建筑遗迹。“梁的著述中的插图，都是经由林徽音的手绘。因为怕战争对所剩不多的古建筑的毁坏，梁思成和林徽音回国后便去边远的内地农村记录绘制中国古建筑的图样，生活条件的恶劣使林徽音染上肺病，但梁思成无论怎样也不能放弃那些即将被毁的古建筑，林徽音也就拒绝了再回美国养病的安排，她知道梁思成不可能没有她做助手，也只有她才能把梁思成登高爬低从许多即将倒塌的亭台楼阁庙宇宫殿中得来的草图誊正成最满意的最细致的记录。”（李安《才女的影子》）
　　与此同时，她和徐志摩之间的那段情，却仍然藕断丝连。连徐志摩最终发生的意外，也是为了要赶赴北京听一场林徽音的演讲而搭机撞山葬送了生命。由此林徽音与徐志摩的这段走了一生却未完的感情，也成为後世一直不解的悬谜。连她的丈夫梁思成对她感情的了解及缄默也成为另一个谜：梁思成亲自捡了一块志摩坠机的残骸，带回北京让徽音一直摆在案头直到她病逝。数年後她还继续发表给徐志摩的情诗。在她临终前，她要求并第一次见到了张幼仪，却什么话依然没说出过。张幼仪却明白了她对徐志摩的爱。
　　徽徽，许我一个未来吧……”。林徽音，这个徐志摩穷其一生追求的奇女子，终究没有许给徐志摩一个未来。或许，只有两个人爱到极至，才会达到林徽音对徐志摩那般的境界。爱，可以是这样的，不要说我明智，也不要疑我胆怯，爱，根本无须世俗婚姻的承诺。

风流妩媚陆小曼

　　我认识陆小曼，是二十年代初期。那时我在北京暂住，胡适之、徐志摩和张歆海 （志摩前妻张幼仪的哥哥）先后来看我。胡适之对我说：“海粟，你到北平来，应该 见一个人，才不虚此行。”我问是哪一个？他严肃地答道：“北平有名的王太太！ 你到了北平，不见王太太，等于没到过北平。”我在他们的怂恿下，决意去看一 看。当时我们都还是翩翩少年，脑子里罗曼蒂克的念头很多。我还特地剃了胡子，换 了衣裳，适之虽是中式袍褂，但也很修饰。雇了三辆黄包车，在一家朱红漆的墙门前 停下，进了会客室。当底下人通报说“小姐就来”时，我纳闷：我们要见的是一位太 太，就是还年轻，怎么叫“小姐”呢？

谁知站在我们面前的竟是一位美艳绝伦、光彩照人的少女。“啊！她就是陆小曼！”
我在心里自己回答：“这位女士真配叫陆小曼！”
“刘先生，您请坐。”小曼听了胡适之的介绍，很殷勤地招待我，并且自荐地提 到她学过绘画，希望我能帮助她。
“是啊，你们还是同行呢！”胡适之笑道。
“哦，王太太应该会作画！”我说。
“海粟，你应该收这位女弟子！”适之说。
“如果刘先生肯收，我就叩头了！”小曼银铃般的笑声，使我不安起来。

       徐志摩接着就赶来了。但是奇怪，他微笑着和小曼打了招呼，却不说话。席间，他总是用眼神而不用嘴巴。我想，豪饮且健谈的志摩，怎么今天拙于言辞了？也许被 王太太的睿智和辩才所慑服了？

小曼的父母出来，我才知道是我们常州的乡贤，且是父执。他们伉俪也很器重我， 自然交谊深了一层。

       陆家原是常州的望族，世代书香，加上陆老先生是学者兼外交官，很有学问，因 此小曼家学渊源，自小就受琴棋书画的熏陶。她 9岁随父到北京，后来在北京教会学 校圣心学堂读完中学课程，法文的基础已很好。15岁起，又专为她请了一位英国女教 师教她英文。 3年后，她的英文也很流利了。18岁开始，北京社教界已经传闻有一位 外交官的掌上明珠，能诗能画、能写一手蝇头小楷，能唱歌，能演戏，并且热情、大 方、彬彬有礼。因此，北京许多大家子弟和少年得志的新贵，都想和她接近，求亲者 来自四面八方。但是她在19岁时，由父母做主，嫁给了无锡人王赓。王赓毕业于清华 大学，后来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读哲学，又转到西点军校攻军事，他与美国名将艾森 豪威尔是同学。1918年回国，第二年，顾维钧被北洋政府任命为我国出席巴黎和会代 表、王赓任武官。

        王赓比小曼年纪大得多，做事干练沉着，但是在家庭生活上，他缺乏吸引力。 王赓对小曼是很宠爱的，但是，他像一个大哥哥哄小妹妹那样，爱护有余，而温 情不足，小曼对他自然是敬多而爱少。这一对夫妇，实际上有点封建包办，因此，虽 新婚不久，但在夫妇的形式下，中间空白不少。后来，王赓被任命为哈尔滨警察局长， 小曼不愿去东北，仍住在娘家，因此感情上更加淡漠了。双方都深知这点，但由于都 讲究品德和信守，暂时还是相安无事的。

        徐志摩与王赓原是好友，经常在一起，每当星期日，他常与小曼夫妇到西山看红 叶，来到今雨轩喝茶，或去舞厅跳舞。小曼爱好文艺，对志摩这样一位才情横溢的诗 人自然是很敬仰的，因此经常向他请教一些文艺上的事，感情虽很融洽，但很纯真。 王赓在北京时，因事忙，有时不能陪小曼出游，就邀志摩代劳。起初，志摩也出于友 情难却，加上对小曼印象极好，也就乐于充其任。但是，人毕竟是有感情的，何况爱 好相同，意趣相投，共同语言一多，谈话内容就丰富了。自从王赓调任哈尔滨后，志 摩和小曼接触机会更多了。那时候，虽然社交已经公开，但是北京的封建意识还是很 浓的。社会上对这两位男女才子本来刮目相看，他们的接触一多，就瞠目起来，流言 蜚语也就离奇了。这些不负责任的流言，就给他们的交往带来压力。人的感情也真奇 怪，越是出现压力，越是有人误解和非难，越要斗争，感情也越深了。因此，他们很 自然地从友情发展为爱情。志摩当时是比较能克制的，因为一个使君有妇，一个罗敷 有夫，他立即想到悬崖勒马，以免掉进爱情的深深的旋涡中不能自拔。因此他在1925 年赴欧洲，以便使爱情的火焰冷却下来。但是到了柏林，感情上受到新的打击，他心 爱的儿子彼得已经在一周前夭折了。志摩在悲伤之余，更觉在异国有飘泊之感。这时， 他突然接到小曼病重的电报，他又不顾一切地回到北京。这一回来，两人更难舍难分 了。志摩与幼仪的婚约也在此时解除。 用小曼自己的话来说：“他给我的那一片纯洁的真情，使我不能不还他整个的从 来没有给过人的爱！”

        我后来回想到，那天随适之、志摩等第一次去陆家，就已经觉察到志摩和小曼的 眼神不对，似乎心神不定的样子。那时，他们已经难舍难分了。小曼对我很敬重，她 拿出自己的许多字和画来给我看，要我批评。我对她说：“你的才气，可以在画中看 到，有韵味，感觉很好，有艺术家的气质，但笔力还不够老练，要坚持画下去，一定 能成为一个好画家！”听了我的话，小曼倒还沉静，可是志摩已经按捺不住心头的喜 悦。他握着我的手说：“海粟，你真有眼力！”当时我心想：你激动什么？ 那天晚上，志摩又到我的房间里来。我感觉到他想和我谈什么，又似乎有难言之 隐，忙问：“你有什么心事？”“怎么？你看出来了？” 我单刀直入地问：“你老实讲，和小曼相爱多久了？”
“你怎么知道？”
“你们的眼睛告诉我的。”
“我和她认识才两年多，现在已经不能自拔了。”
“你和幼仪之间的关系呢？”我问。
“我和幼仪也是强撮合的。这一点，她哥哥歆海最清楚。”他说。

他于是详细地介绍了与小曼相识到相爱的过程。他要我想想办法。

          我起初很为难，因为三角中的人都是风云人物。可是，他再三说：“这样下去，
小曼是要愁坏的，她太苦了，身体也会垮的。”其实，他自己正是如此。 这句话打动了我。我自己也是为了婚姻自由逃过婚的。当时，以反封建为己任的 我，正当25岁，血气方刚，看到好友如此痛苦，我终于答应去试试。 小曼母亲听完我的叙述，叹息道：“我们何尝不知道。可是因为我们夫妇都喜欢 王赓，才把亲事定下来的。我们对志摩印象也不坏，只是人言可畏啊！” 我就提出许多因婚姻不自愿而酿出的悲剧。并且希望长辈要为儿女真正的幸福而 做出果断的抉择。老太太是有学问的人，她答应说服王赓。我们就商定，我陪她母女 去上海，由她出面找王赓，我再出马。当时王赓正好在沪出公差。 当我决定陪小曼母女去上海时，志摩高兴得像个孩子，他把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 我说：“志摩，你不要想得太乐观，这件事不是简单的。” 志摩说：“只要你肯用心去办，准能办好，我也只有把希望放在你身上了。” 有趣的是，当我们到上海还未立定脚跟，志摩又追随到了上海。当时，他说是和 我讨论学术的事，其实，还是紧盯小曼不放。

        那时，我从来未做过婚姻上撮合的事，这次也是“逼上梁山”的。到上海第三天， 我就在功德林设宴请客。 我请的主客，除了小曼母女和王赓外，还有唐瑛和杨铨，同时还请了李祖德、张 君劢（志摩前妻张幼仪的哥哥）、唐瑛的哥哥唐腴庐。志摩既是客位，又帮我张罗， 亦有半个主人的地位。志摩原来是巴望我举行这次活动的，但是临场未免紧张。因为 志摩生性忠厚，他虽然狂热地恋着小曼，但是他毕竟是个笃诚君子，虽然明知小曼与 王赓之间并无真诚的感情，但是要在这个时候，要他公然从王赓的手里夺走他名分已 定的妻子，作为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文学家，头脑里的封建主义束缚总不是那么容易冲 破。
我就开始斟酌自己的话题，因此稍稍有点沉默。这时候，张君劢忍不住了：“海 粟！你这‘艺术叛徒’又要搞啥花样了？” 张君劢这句话提醒了我。我就在祝酒时以反封建为话题，先谈人生与爱情的关系， 又谈到伉俪之情应建筑在相互之间感情融洽、情趣相投的基础上。王赓也是极聪明的， 他终于觉察到我的用意，和这席宴会的宗旨。他终于举杯向我、向志摩、向其他人， 自然也向小曼，说：“愿我们都为自己创造幸福，并且为别人幸福干杯！” 宴会后，王赓推托有事，要小曼随老太太回去，他先走了。后来，我不知道她母 女怎样同王赓说的，但是据说王赓终于同意解除婚约。得到王赓的同意，陆太太才和 陆先生讲明。陆先生是有名望的读书人，他起初自然不赞成，认为有辱家声。 但是王赓都已经同意了，他反对有什么用？何况徐志摩也是他所喜欢的青年。他 最后摇摇头说：“我不管，你们自己闯的祸，自己收场！”小曼高兴极了，她终于摆 脱了这桩婚事，得到了自由。她噙着兴奋的泪花对我说：“海粟先生，谢谢你为我们 创造新的生活出了大力！”勇敢的小曼自然要创造新的生活的，她的理想自然和她本 人一样美好。但是现实生活使她的美好愿望暗淡了……首先是志摩的父亲大为反对。 他认为这是一件有辱门第的事情，因此后来虽然经过我们多方的斡旋，他勉强收了成 命，但是对志摩夫妇的感情很淡薄的了。志摩婚后，夫妇俩就被严父禁锢在老家硖石， 不许出来，并且给以极微薄的生活费。老太爷始终不去，也一直不见新媳妇，自负和 自尊的小曼第一次受到这样的打击，她是出乎意外的。因此，新婚不久，她病了，而 且得了肺病。

        志摩在1926年10月和11月三次给我来信，这三封信都是志摩写的，但小曼的情状， 活现纸上，我觉得难受。洒脱的徐志摩，竟如此为穷愁而哀诉；豪情的小曼，竟对我 缄默起来。她非不能作书，是不愿作，因无话可说。我自然尽力周""济一点。他夫妇 再三邀我去硖石小住，我知道盛情可感，但是他们饮食难备。我终于去了一次，却常 要志摩来沪，让他带点吃用去慰小曼。志摩在1927年 2月15日从上海返硖石后，来信 说：“自昨空手枵囊而去，饱腹满载以归，幸运何似！ ”

         不久，我就出国了。因为国民党“清共”“四•一二”后，不仅进步文化人横 遭诬攀比附，连我这个落拓画家也因为有一些信仰马列的朋友，被暗中调查起来。 国事蜩螗，政事混乱，空气自然沉闷，我就和几个朋友到了巴黎，心里常惦念着 局处乡间的志摩和小曼。但是，他们的生活益发穷愁了。当初小曼在北方时，名满京 华，挥金如土，如今生活艰难，化妆品和生活用品都不周全了。使我最不忍的是，19 30年7月8日志摩代小曼写的一封信中写了这样一段：“前托梁君代买廉价小绸帕，但 不知如何？……小曼仍要绸丝帕 Pon君同去买的。可否请兄代垫付……另买些小帕子 寄来。小曼当感念不置也。” 12月10日，他回信中说：“此间生活，如蹈大泽，无可攀援，费容支撑，且为奈 何。……小曼得帕如小儿得饼，极快乐，嘱代谢，想是夫人之惠也。” 我不忍再抄旧信，也不忍再叙述小曼与志摩结合后的不幸处境了。志摩是我的挚 友，在文学和人品上，我是极推崇他的，但是他性格上的懦弱，还有一点中国封建社 会中形成的读书人的软弱和天真，未能帮小曼和自己冲破封建卫道士的精神桎梏。他 不幸早故，小曼虽一直到六十年代才逝世，但终于不得志。一代才女，旷世美人，竟 在充满封建制度的封建意识包围中抑郁而死。小曼留下许多诗文、小说、绘画，都是 极有灵气、极有成就的。

         现在，小曼已早做故人，她的丰采和文采，她的豪情和柔情，都变做一杯黄土， 满目蒿草了。处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我们，将如何对待今天的陆小曼？将用什么态 度来支持和帮助崭新的陆小曼呢？

鲁迅与朱安

          ◎母亲的遗物◎

    鲁迅坐在桌前，手里的香烟燃着。一瓶烈酒已经喝完，第二瓶已经打开。稀稀拉拉然而
又连续不断的爆竹声忽远忽近。

    昏暗的灯光照射着桌上的几种饼饵。桌上放着几本残旧然而珍贵的古籍。另一边，古碑
拓片旁散放着几枚古钱。

    屋里很冷，鲁迅移动了一下身体，拿起酒杯从容地一饮而尽，随后又斟了一杯。这时，
隐隐约约的牙疼又向他袭来。

    除夕是中国人家庭团圆的日子，但鲁迅却独自守岁。

    夫人朱安就在同一个院里的另一间屋。

    几个月前，鲁迅和二弟因家务争吵後身体一直不太好。

    鲁迅凝视着桌上的一堆书，一丝难以察觉的冷嘲从嘴角掠过，往事如一场恶梦。

    １９０６年，远在日本留学的鲁迅在母亲的反复催促下，终于不很情愿的启程回国。母
亲想让鲁迅回家完婚，鲁迅回答说，让姑娘另嫁人为好。但母亲却来电报说：母病速归。

    回家後的第二天，婚礼便要举行。这一天是７月２６日（光绪３２年农历丙午六月初
六）。

    族人中帮忙者在这一天如临大敌，因为他们早就知道，破落户周家大公子是个桀骜不驯
的家伙，也不走科举正道，却剪辫子，学洋文，穿洋服，对这样的人，你不得不提防，小心
他破坏祖宗礼仪。他们做好一切防范准备，然而一切都很平静，这使族人们很有些失望。

    从姑娘一下轿，一切都很正常，司仪让鲁迅干甚么，他就干甚么，就连鲁迅的母亲也都
觉得很异常。

    鲁迅装了一条假辫子，从头到脚一套新礼服，他站在那里迎亲。轿子来了，从轿帘的下
方先是伸出一只中等大小的脚，这只脚试探着踩向地面，然而，由于轿车高，这只脚一时没
有踩在地面上，却把绣花鞋掉了。这时，一只真正的裹的很小的脚露出了真相。原来，这位
姑娘听说她的新郎喜欢大脚，因此穿了双大鞋，里面塞了很多棉花，以便使新郎喜欢。然
而，现在却败露了。

    一阵忙乱之后，鞋又重新穿上了。姑娘终于从轿子里走了出来。她身材不高，人显得瘦
小，一套新装穿在身上显得有些不合身。在族人的簇拥下和司仪的叫喊声中，头盖被揭去
了。

    鲁迅静静地看了一眼新娘，在此之前鲁迅从未见过这个姑娘。姑娘的面色黄白，尖下
颏，薄薄的嘴唇使嘴显得略大，宽宽的前额显得微秃。

    姑娘出身普通人家，娘家姓朱，也是绍兴人，亲戚们都称她为「安姑」，大鲁迅三岁。

    在热闹的婚礼中，谁也不会想到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的一场漫长的婚姻灾难开始了。

    婚礼的当天晚上，鲁迅彻夜未眠。朱安数次小心地说：“睡吧。”

    鲁迅一个字也没有回答。

    第二天晚上鲁迅在母亲屋中看书，後半夜睡在母亲屋中的一张床上。

    第三天晚上鲁迅仍在母亲屋中。

    朱安在新房中独自作着各种各样的猜测，眼泪不停地流着，无名的痛苦使她不知所措。

    鲁迅的痛苦无疑是绝望性的，这种痛苦影响了他今后的思想和生活，而朱安的痛苦绝不
亚于鲁迅。作为一个女人，一个没有文化的女人，在这婚姻中，她从一开始就处于最为被动
的地位。

    第四天鲁迅和二弟周作人及几个朋友启程东渡日本，这一走就是三年。

    ◎孤守青灯黄卷◎

    外边的爆竹又骤然响起。鲁迅又饮了杯酒之后，从怀里摸出一枝香烟，点燃後慢慢吸了
几口。他拿出日记本打开，又在另外一张纸上计算一下最近的收入和开销，他把买书的钱一
笔一笔工工整整地记在日记上。

    看着这些帐目的碎片，鲁迅想到了朱安，“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
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１９０９年８月，鲁迅从日本回国，在杭州一所师范任教。翌年７月，回到绍兴，任绍
兴浙江省立第五中学教务长，後任学监，後又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

    这段时间，鲁迅虽然人在绍兴，但很少回家，他住在学校。星期日白天，他有时回去，
但主要是为了看望母亲，偶尔星期六晚上回家，也是通宵批改学生的作业或读书、抄书、整
理古籍。鲁迅有意不与朱安接触。

    从日本回国後的这两年，鲁迅的心情十分沉郁，他「囚发蓝衫」、不修边幅的形象，使
他显得苍老，而他实际上只不过刚刚３０岁。

    这一时期他拼命抽烟喝酒，近於自暴自弃。他在给自己的终生挚友许寿棠的信中说：
“仆（我）荒落殆尽。”又说：“又翻类书，荟集古逸书数种，此非求学，以代醇酒妇人者
也。”说得很坦率，也很沉痛。

    这一时期，鲁迅整理了大量古典小说资料，编成后来的《古小说钩沉》，然而，这书的
代价实在是太大了。守着自己的“家”编这样的书，痛苦是双重的，既有鲁迅的，也有朱安
的。

    正当鲁迅在极度痛苦中寻求出路时，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辛亥革命”爆发了。
翌年２月，已任国民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邀鲁迅到教育部工作。４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被迫迁往北平。５月初，鲁迅离开绍兴前往北平，开始了在北平长达１４年之久的生活，而
这１４年中的前７年多，鲁迅独居，渡过了31岁到38岁之间的岁月。朱安在绍兴，伴随着
周老太太，度过了三十多岁到四十出头这段生命。

    鲁迅到北京後，经济状况渐渐好了一些，开始在银行存一点钱。他此时完全有能力把朱
安从家乡接来，但却连想也没去想这事。

    鲁迅孤寂地坐守青灯黄卷，沉湎於拓片残书之中。生命迫近第四十个年头，他准备“去
自己死掉”。一直到《狂人日记》、《阿Ｑ正传》发表後的数年中，这种孤寂以及“死”的
念头依然缠绕着他。

    後据许广平回忆说，鲁迅那时在床褥下面藏有利刃，被许广平发现拿去了。许广平恐怕
鲁迅会作出某种举动。

    到１９１９年，朱安已是４０多岁的人了，她结婚也有整整１３个年头了。对她来说，
这１３年的婚姻等于一片荒漠。

    １９１９年１１月，鲁迅买下了北京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１１号这一处院子，共花了
３５００元钱，其中一部分是向友人借的，一部分是卖掉绍兴老屋所得，其余的是自己几年
来的一点积蓄。

    八道湾１１号是那种老式的三进院，外院是鲁迅自己住以及门房和放一些书籍杂物，中
院是母亲和“大太太朱氏”住，里院一排正房最好住，是二弟一家和三弟一家分住。

    全家虽然团聚了，但鲁迅的心依然孤独痛苦。朱安做的饭菜鲁迅也不想吃，但母亲就在
身边，他把火压下去了。朱安缝的衣服鲁迅不想穿，他把它从屋中仍到院子里。夜晚就寝，
朱安铺好被褥等着鲁迅，鲁迅大发脾气，闹到要把床拆掉，最后还是分居。

    虽然如此，但当朱安身有不适，鲁迅还是雇上人力车，陪同她到外国人开的医院去治
疗，并且扶她上下车，这使外国医生看了也很感动。

    １９２３年夏，鲁迅同二弟周作人因家庭纠纷反目割席，同胞兄弟一下子成了仇人，两
人从此再无来往。

    在这种情况下，鲁迅决定搬家。鲁迅征求朱安的意思：是想回娘家还是跟着搬家？朱安
明确坚定地表示，愿意跟着鲁迅。

    ８月２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下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６１号。”这次搬家是借住。

    迁到砖塔胡同，鲁迅与朱安依然是分居一室。有时母亲来住几天。在这一阶段，他们的
日常生活由朱安安排。鲁迅把足够的生活费用交给朱安，并且跟以往一样，亲自给朱安的娘
家寄钱。

    同院住的虽然有“二房东”俞姓小姐妹，但鲁迅和朱安还是感到比以往更别扭，因为他
们中间缺少了一个中间人周老太太。为了减少见面，他们甚至安排了两只箱子，一个要放洗
的衣服，一个是已洗干净的衣服。鲁迅换洗衣服，都通过这两个箱子来解决。

    在砖塔胡同近十个月的这段日子里，是他们单独接触最多的时间，但是一切机会和努力
均不可能挽回他们的婚姻了，更何况鲁迅根本就不想挽回甚么。随着岁月的流逝，鲁迅对朱
安已经是连发脾气的必要也没有了。

    鲁迅似曾也想开导朱安，但他们的精神思想相距太远，谈话几乎无法进行。有一次鲁迅
告诉朱安，说有一种食品很好吃，朱安也附和说她也吃过，确是好吃。鲁迅不悦，因为鲁迅
说的这种食品是他在日本时吃过的，中国并没有这种食品。朱安想凑趣，但适得其反。

    ◎４５岁开始的新生命◎

    鲁迅又喝了一杯酒。今夜，他的酒量似乎特别好。他想着年关就立下的买房契约，准备
年後赶快搬过去。夜正长，路也正黑，别的事他不敢想。

    但是，新的命运正等待着鲁迅。

    １９２４年５月２５日，在砖塔胡同住了约十个月後，鲁迅和朱安搬进了阜成门内西三
条胡同２１号。这所新居纯粹是鲁迅自己的，兄弟们也不能干涉。搬入新居後，鲁迅和朱安
依然分居。不久，把母亲从周作人那儿接来，他需要母亲，朱安也需要婆婆。

    在西三条胡同２１号又住了约１０个月，到１９２５年３月，鲁迅收到许广平的第一封
信，于是开始了新的生活。鲁迅时年４５岁，许广平２７岁，朱安４８岁。

    翌年，１９２６年８月２６日，鲁迅与许广平离京，几经周折，於１９２７年１０月上
旬在上海同居。

    朱安对鲁迅，甚至包括许广平并无怨恨之意，但她的内心是十分痛苦的。有一次朱安向
周老太太说她做了一个梦，梦见大先生（鲁迅）领着一个孩子来了，她说梦时有些生气，周
老太太对朱安的生气不以为然。可见，朱安在感情上是十分孤独的，因为周老太太对自己的
大儿子和许广平的事还是很高兴的，并且盼望有一个鲁迅的孩子在自己跟前“走来走去”。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鲁迅在上海逝世。消息传到北京，朱安很想南下参加鲁迅的葬礼，
终因周老太太年已八旬，身体不好，无人照顾而未成行。西三条胡同２１号鲁迅离京前的书
房辟为灵堂，朱安为鲁迅守灵。

    １９４３年鲁迅的母亲病逝，只剩朱安一个人了。

    鲁迅逝世後，朱安和周老太太的生活主要是许广平负担，周作人也按月给一些钱，但周
老太太病逝後，朱安拒绝周作人的钱，因为她知道大先生与二先生合不来。虽然许广平千方
百计克服困难给朱安寄生活费，但社会动荡，物价飞涨，朱安的生活十分清苦，每天的食物
主要是小米面窝头、菜汤和几样自制的腌菜。很多时候，就连这样的生活也不能保障，在万
般无奈的情况下，她只好“卖书还债，维持生命”。

    朱安登报要把鲁迅的藏书卖掉，许广平得知消息後，委托朋友去向朱安面谈：不能把书
卖掉，要好好保存鲁迅的遗物。朱安尖锐地说：你们总说要好好保存鲁迅的遗物，我也是鲁
迅的遗物，为什么不好好保存？当来人向她讲到了许广平在上海被监禁、并受到酷刑折磨的
事情後，朱安态度改变了，从此她再未提出过卖书，而且还明确表示，愿把鲁迅的遗物继承
权全部交给周海婴。

    朱安生活困难的消息传到社会上後，各界进步人士纷纷捐资，但朱安始终一分钱也没有
拿。许广平对这一点十分赞赏。

    朱安还是个明白人，还是有些骨气的女人。

    １９４７年６月２９日，在凌晨这段时间里，朱安孤独地去世了，身边没有一个人。

    早一天，鲁迅的学生宋琳（紫佩）去看望朱安。她已不能起床，但神态清醒，她泪流满
面地向宋琳说：请转告许广平，希望死後葬在大先生之旁；另外，再给她供一点水饭，念一
点经。她还说，她想念大先生，也想念许广平和海婴。

    朱安死後次日，接三念经，第三日安葬。墓地在西直门外保福寺处，没有墓碑，她象未
曾存在过一样消失了。她在北京度过了２８年，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６９个春秋。

    朱安生前反复对人讲：“周先生对我不坏，彼此间没有争吵。”

    从来没有如鲁迅与朱安这样孤独痛苦的婚姻。谁之罪？似乎找不到罪人，但痛苦却是明
明白白的。